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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1979年12月11日。
正如前曾引用過的她在1917年給梅屋家人的信中所顯示，她對於電影一直很有興趣並且很早就瞭解它對人們思想的巨大影響力，很想去做這方面的工作。1980年，在她去世前半年，她對第三屆電影“百花獎”的評獎活動十分關注，向司徒慧敏（中國電影界先驅之一、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父親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海外國民黨員）詢問情況並說她雖只看過少數幾部，但認為中國電影進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內容都較新穎。在授獎時，她特意寫了祝辭“熱烈祝賀中國影壇百花盛開”，派人送去。①
①司徒慧敏著《永遠記住這個光輝的名字》，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59—163頁。
宋慶齡自己為多種痼疾所苦，所以對中外友人中患病者都很關注。博學的美國經濟學家、中國之友柯弗蘭病重，醫生說他只能活幾個月了。她聽到後心裡很難過。在他去世後，她寫道：
“這樣一個好人過去了，多麼使人悲慟……他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家、極真誠的人，我們深深敬仰他。”①
①同注30，1980年6月6日。
路易·艾黎和馬海德是同她有半個世紀深交的知友、他們的身體狀況日趨惡化，這成了她老掛在心上的事情。她努力使他們振奮起來，他們也不是那種老愛呻吟叫苦的人，總是想方設法使她開心。他們都是在她之後才去世的。本書作者的妻子邱茉莉那時也病了。她在信上說：“如果邱茉莉需要什麼外國藥，請告訴我，我在舊金山有一個好朋友可以寄來。”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80年3月15日。
有一些原來的朋友後來在思想認識上同她分道揚鑣了。對這些人，她在晚年也仍念舊。
伊羅生30年代在上海時曾是宋慶齡主持的民權保障大夙盟的積極分子、《中國評論》的主編，但後來轉向了——先是成為託派極左分子，後來又向右轉，在美國成為替官方服務的教授。但宋慶齡沒有忘記他過去一道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那個時期，鼓勵他重訪中國。他後來同妻子維奧拉·魯賓遜來華時，她仍熱情接待他們，未因觀點不同而受影響。
美國老記者蘭德爾·古爾德在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曾為宣傳宋慶齡及她的政治觀點做了許多工作。但後來他的自由主義極大地褪色了，到了麥卡錫時代，他竟跟著亂叫亂咬。1979年他同妻子都因老病侵尋而雙雙死去（他先開槍打死了妻子，然後自殺。）宋慶齡聽到這個訊息後又想起了他過去的好處：
“我（1927—1928年）在莫斯科時，因為朋友們都忙於公事，所以我非常寂寞，又沒有什麼英文的讀物來消磨時間，他是唯一給我寫信的人。”①
①同上，1979年11月（無日期）。
（五）同親屬的聯絡
在這個時期，她先是透過第三者打聽現在海外的那些站在國民黨方面的親戚，後來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聯絡，還幫助一些想來中國訪問的人獲得簽證。這是同國家的一項儘可能擴大接觸面的新政策相適應的，這個新政策就是透過“一國兩制”和“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國的統一。這也是同她自己的親屬感情相適應的——她從來不允許因為這種感情而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親情的，並且只要有利於歷史進步，她也會發揮這種親屬關係的作用。
1979年，她在給理查德·楊的信①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楊同他們是很熟的：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9年4月21日。
“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宋靄齡和孔祥熙的長子），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最近聽上海的一個老朋友談起，子安（她最喜歡的小弟弟、已故）的妻子婷婷（胡其瑛）嫁給了一個埃及人！大約六、七年前，我的親愛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後，她就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去唸書了。他們有兩個兒子，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因為子安是戰時在美國結婚的。
“後來我又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化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後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其後不久，她就同子安的遺孀婷婷聯絡上了：
“婷婷終於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