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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以後俄國的十月革命遠遠超過了中國的1911年10月的革命。新生的蘇聯戰勝了國內反動勢力和多個外國列強的干涉，成了一個工農國家和維護和平的關鍵力量。中國要取得同樣的成就，必須“剷除一切賣國賊，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們。”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04—108頁。
她高呼：“我們將不再是自己國內的封建奴隸，也不再是國外法西斯侵略者的奴隸。……我們將不僅在戰場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中，將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到時候，孫中山的主義便完全實現了！”
她向任何方面談話都是直言不諱的。1937年10月3日在上海當英國工黨派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來華時，她在《致英國工黨書》①中，批評了英國政府（及國際聯盟）自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以來無所作為的態度，因為日本的侵略撕碎了國際公約而英國及其他列強都是這些公約的簽字國。現在，英國的畏葸苟安正在產生苦果——它自己的利益也已受到極大的損害和破壞。“日本轟炸機追擊英國的大使，險些兒送了他的命舊本軍艦攔阻英國的商船，堅持有權上船檢查旅客和檔案；他們故意扣留並破壞在香港領海中的海關巡邏艇。”同她對英政府的綏靖政策的抨擊相對照，她熱烈讚揚“香港商船‘塞汶萊’號的英國水手曾經罷工抗議載運貨物到日本去，因為這會增加日本的侵略力量……我們是何等地感激和歡欣啊！”
①《致英國工黨書》原為英文，經上海《戰時聯合旬刊》譯為中文，發表於該刊1937年10月1日第4期上。關於英國人民在三十年代對中國的支援。可參閱阿瑟·克萊格著《援助中國》，1937—1939：《一個被遺忘的夥伴的回憶》（英文），新世界出版社，北京，1989。
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她對美國人士發表了題為《中國走向民主的途中》的廣播演說。①這篇演說談的是中國國內的發展。她說，十年之前，“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之下，普及全國的偉大的國民革命運動，將全國統一起來，而成為偉大的團結的民族的開端”，但在其後的十年內，“孫先生遺教與三民主義，在連年的內戰中銷聲匿跡，自相殘殺的結果，使國家受到破壞，人民大眾的生活日益貧困。”現在，內戰終於停止了，團結抗戰擋住了敵人的進攻。過去的中國紅軍改名為八路軍，“第一次與敵軍接觸，就獲得壓倒一切的勝利”（指山西平型關大捷，殲滅日軍精銳扳垣師團1000多人）。
①原載上海《大公報》，1937年10月21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06—107頁。
宋慶齡再次指出，中國的戰鬥“不單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一切仍舊愛護自由民主的人們”。她表示相信美國對中國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鬥爭是真誠同情的。
在美國方面，有一個有關宋慶齡的報告，是1938年10月間專門呈交給羅斯福總統的。寫報告的人是美國駐華助理海軍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少校（海軍陸戰隊）。他是斯諾（後來又是史沫特萊）的朋友，透過斯諾的介紹，他深入在敵後作戰的中共領導的部隊，實地觀察了幾個月，看到士氣高昂、作戰技巧高超，並認為他們為中國抗戰取得勝利具有極大的示範價值。他在香港曾同宋慶齡晤談，這個報告就是在這次談話後寫的。他所以能夠直接向羅斯福報告，是因為他曾是總統定期休假地喬治亞州溫泉海軍陸戰隊警衛隊的指揮官，所以羅斯福總統認識他並且很喜歡他。他被派到中國來時，羅斯福要他把他的在華印象直接告訴他，不是透過軍隊系統逐級上報而是透過總統的私人秘書勒漢德“姑娘”。①
①這個報告的日期是1938年11月15日，存紐約海德公園富蘭克林·D·羅斯福圖書館。舊金山的約翰·W·鮑威爾在進行其他研究工作時發現了報告原件，專為本書作者惠寄了一個影印件，供寫作這本傳記用。
卡爾遜給她寫道（實際是給羅斯福看的）：
“在香港，我同孫逸仙夫人有一次愉快的晤談……她是一位可愛的婦女，在宋氏三姐妹中最平易近人……她以為中國共產黨是孫博士三民主義的真正的擁護者……她也認為——同我談過話的大多數外國人也這樣看——八路軍所創造的進行抗戰的模式是唯一能使中國取勝的模式……”
在下一段裡，宋慶齡對於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表現得不像上面所引那篇對美廣播演說中那麼有信心——事實上遠不如卡爾遜那樣有信心，她特別擔心美國政府和傳播媒介長期宣傳的反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