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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我告訴她，（蔣介石）委員長把一兩位共產黨領導人安排到政府中去的時機已經來到了。她反問道，如果採取這一步驟，美國的感覺將會怎麼樣。她指出，對美國人來說，共產主義仍然是一個妖魔，如果他們認為中國將‘共產化’，那末他們的同情恐怕就會減少了。我答道，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有足夠的瞭解，認識到這不是他們所熟悉其含義的那種共產主義。”
這次談話的時間正好在日本佔領廣州和武漢之前，中國局勢危急。卡爾遜的另外一些話反映了這種情況：
“我同孫夫人談話是在10月20日，在此之前，就在那天上午，我同宋子文談了話。他們都沒有作出任何暗示，廣州會在第二天陷落……
“從中國人的立場看來，目前的局勢並不光明。但我仍然相信，中國有能力繼續抗戰。我持這個立場肯定屬於少數派。但我的意見是以我對共產黨領導人、（蔣）委員長及黃埔系軍人的瞭解為基礎的，他們誰也沒有失去抵抗的意志。我的意見還以下述事實為基礎，即：共產黨人在北方成功地把抗戰的意志以及為民族抗戰的利益而自我犧牲的真誠精神灌輸給了人民。”
卡爾遜雖然對蔣及國民黨軍隊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從共產黨進行的戰鬥中已經看到了中國不會半途而廢或遭受失敗的主要理由。
宋慶齡給卡爾遜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兩年以後他寫的一本關於這段時期的書中①，稱這次同她的半日晤談是他經歷的中國的“偉大戲劇”中“非常合宜的最後一幕”。他寫道：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著《中國的雙子星》（英文），第316—318頁。
“我在一間陳設非常簡樸的房間裡等她，從這裡多少感覺到了一些這位婦女的精神。她不讓自己有絲毫的奢華。一會兒，她出來了……我頓時感到輕鬆自如，因為她有那種我在八路軍中常見的‘不要客氣’的態度。但她還有更多的內涵——內心安靜、絕端自信而毫不自負……她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愛，特別是對那些不幸的、被壓迫的人們。
“她從不裝模作樣，她的面容安詳，在沉靜中顯得很美麗。”
他像別人一樣感受到她也喜歡找快樂：
“她一點也不缺乏幽默感。當我告訴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經歷時，她高興地插進來解釋我所描述的人們的反應。”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顯，她認為國民黨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共產黨領袖們則實行了。她相信，蔣介石所鼓勵的是對他本人、而不是對政府和國家的忠誠。應建立代議制政府的時間早過去了……”
最後，卡爾遜深感她對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關切的。他引宋慶齡的話說：
“……最嚴重的是政府未能實行民生主義。相反，它滿足了上海的銀行家……而忽視了人民……特別是土地問題……”
在同卡爾遜談話一年之後，1939年7月，在中國抗戰兩週年時，宋慶齡發表了《展望戰後——抗戰紀念日致美國友人》一文①。她在文中詳述中國抗戰所遇到的內部和外部危險並尖銳地指出兩者的聯絡。
①《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55—63頁。此文標題或作（抗戰以後的中國——抗戰二週年紀念告美國友人》，見《宋慶齡年譜》，第119—120頁。
在一方面，她警告說：
“背叛統一戰線和試圖限制民主的發展，不僅威脅著我們的抗戰，而且也威脅著外國在華利益的保障……”
在另一方面，她對在主要西方國家中出現的類似傾向也毫不放鬆：
“我要求你們密切注意民主國家中的保守派，他們期望迅速結束遠東的戰爭（犧牲中國以謀對日妥協），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將‘赤化’。”
她奉勸西方政府不要作這樣的胡思亂想，而是看看日本人在他們的佔領區怎樣肆無忌憚地破壞外國的利益。製造或強使中國接受“和平”，而讓日本獲得它的侵略果實，將是對西方國家本身貿易及其他利益的打擊。
除了西方的本身利益之外，她提醒西方記住自身的民主傳統：
“我們抗戰爆發的週年紀念日是7月7日。這一天在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和7月14日（法國大革命紀念日）之間……我們的民族革命，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開始的抗戰的推動下，已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的革命兼有解脫美國殖民地地位的美國革命和擺脫舊政權的法國革命的成分。
“只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