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第48部分 (第4/4頁)

為例子。1938年在廣州時，巴蘇曾問宋慶齡她對醫療隊打算去中共領導的軍隊中工作有什麼想法：

“……她聽了很高興，並說……我們可在長沙或漢口會見史沫特萊，她會安排會見……周恩來……我們的要求必須向周提出。”①

①貝特蘭的回憶根據他1987年2月20日從紐西蘭寄給本書作者的長信以及1986年12月在北京的晤談。

至於保盟的名字最早起於何時，貝特蘭在他的日記中找到了一點線索：

1938年3月某日，“S（指孫）夫人晚宴，保衛中國同盟。”這是在保盟發表成立宣言三個月之前。

實際上，在4月中旬，貝特蘭已從香港乘船去美國和英國，宋慶齡要他到這兩個國家去宣傳保盟。他回憶說，他在倫敦曾訪晤蘇聯大使伊萬·邁斯基，他和海彌達·沙爾文一克拉剋夫人都認識這位大使。他向邁斯基探詢，莫斯科能否許可英國友人捐贈的醫藥供應品經由蘇聯鐵路運往中國邊境，再用卡車接運到西北，以便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據地應用（如經海運到香港再轉運，曠日持久）。邁斯基當時的表示看來是同情的，但說要請示政府。①但這事後來沒有下文——可能因為莫斯科已在用這條路線運送武器給國民黨作抗日之用，不願意讓人說它實際上是在把東西走後門運給中國共產黨。中共不論處境如何是一定會堅持抗戰的，而編造出來的“赤禍”卻會給國民黨內部及西方主張對日妥協的人提供一個藉口。在一些令人洩氣的事情上，莫斯科的外交策略總是很謹慎的。

①巴蘇著書，第36頁。

在貝特蘭從美國轉赴英國之前，即1938年5月間，宋慶齡已帶著感激心情寫信給他①，告訴他保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