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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蘇著書，第36頁。
在貝特蘭從美國轉赴英國之前，即1938年5月間，宋慶齡已帶著感激心情寫信給他①，告訴他保盟在香港已日趨活躍：
①貝特蘭1986年12月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由於你的熱忱和辛勤幫助，我們的保衛中國同盟終於開展工作了……我們很感激你推薦了沙爾文一克拉剋夫人……一位了不起的幫手和有辦法的組織者……我們在這裡的聖約翰大教堂舉辦了一次英美中畫展，甚至香港總督也偕夫人光臨了……香港大學副校長鄧肯·斯洛斯本來懷疑我和保盟是‘一群激進分子出來做宣傳’，也專門發表了演說。”
由此可見，保盟那時不但已在開展工作，並且已在擴大——就像它在以後幾年裡繼續做的那樣。它透過藝術活動的接觸面也在擴大。在當時的中國，最好的藝術家、作家、劇院主持人和電影製片人及影劇演員，都是進步分子。
這一年下半年和第二年，貝特蘭在澳大利亞和他自己的祖國紐西蘭為保盟進行了同樣的宣傳工作。
1939年中，貝特蘭護送一支運輸救濟物資的卡車隊，從香港經由法屬安南（今越南）深入中國腹地。①在這支車隊裡還有英國工業家桑尼克勞夫脫捐贈的新式救護車（附設有手術間）。儘管頻頻遭受空襲之險，並且“它那美麗的流線型車身去掉了某些東西”（貝特蘭語，指這輛巨大車輛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適應公路上的急轉彎和太小的渡船），它總算開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感謝同志們’，辦事處的人們這樣說。‘我們能用上它的’。”
①宋慶齡自香港致貝特蘭信，1938年5月25日。承貝特蘭向本書作者提供。
同車隊一起抵達的還有新來的醫生，其中之一是年輕的德國人漢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幾位印度醫生一樣，在抗日遊擊隊中工作，不過他工作的時間要比他們都長一些——在隨同游擊隊作戰時，他有時成為部隊裡僅存的最高階軍官，就由他擔任指揮。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過各項職務，其中一項是北京醫科大學副校長。
國民黨的封鎖越來越嚴，所以這成了載運保盟物資去延安的最後一支車隊。下一支車隊是由“公誼救護隊”提供的車輛、由兩位英國救濟工作者押運的，但沒有能到達目的地。本書作者多年前對此曾有記述：
“……八噸藥品專門打上了美國和英國組織的標記，委託給了英國救濟運輸單位的埃瓦特·巴傑和菲利普·賴特，讓他們送到延安去……聽說蔣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陝西省一個封鎖點三原，這批藥物被阻。他們將藥物存放在城裡大英浸禮會，又與當局洽談。國民黨最後提出，藥品不準運到游擊隊醫院去，他們可以分給中央陸軍醫院。他們說，中國兵不就是中國兵嗎，哪兒都一樣。
“但這批供應物資終究也沒有運到重慶陸軍醫院去。在爭吵進行時，三原地方當局曾逼迫大英浸禮會交出藥品，揚言要是不交，便對他們的傳教活動進行報復。後來我看到這批藥品在西安私人藥房內以黑市價格出售。
“……要說在那些戰爭歲月，由於藥物的封鎖而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並不誇張。幾年以後，當外國記者們（本書作者也在其中）訪問解放區時，他們發現三原縣沒收藥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徵……人們每提及此事，因為自己的同志缺少簡單的外科器械或幾粒磺胺藥丸而死亡，就感到極大的憤怒和痛苦。
“……國民黨，正如孫中山夫人一語道破，它劃了一條橫貫中國的虛構線，在虛構線一邊的抗日戰爭傷兵能受到照顧，在另一邊的傷兵則不然。”①
①貝特蘭著《穿越中國戰場，隨救護車赴西北的行程（戰地報告）》，《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16—126頁。
要成為宋慶齡領導的班子的一員，必須同歷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鮮明的原則性和統一戰線的工作方法——如同宋慶齡本人一樣。
保盟的任務，像她經常明白宣示的，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救濟工作，而是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服務。
保盟不接受當時在國外過份流傳的觀點，即：認為對中國的救濟援助應該是一種在中國土地上由外國團體分發的慈善施捨，或者作為施加恩惠或影響的工具。它首創了一種全新的觀念——捐贈者和受惠者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反對法西斯敵人的平等關係。
同時，在中國國內，它反對國民黨政府企圖把持同外國救濟團體的聯絡。它認為這個政權不代表中國人民，而只是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