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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慶齡馬上反駁道，有一件事情他們確實是一致的——英國統治必須結束（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魯當時都在獄中）。她所以這樣坦率地講話是因為她始終保持一個基本的觀點，即：不能因為戰時的同盟關係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緘默。後來，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1944年紀念孫中山對美廣播演說中，她又明確指出，“壓制印度獨立”是該受到批評的。
儘管她同薛穆大使有這樣唇槍舌劍的交鋒，這位大使並未因此而撤回他對足球義賽的支援。大使夫人維奧萊特也沒有因此而不志願參加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這都可以證明宋慶齡所受到的人們的尊敬。
這次足球義賽還有一段有國際意義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鮮人組成的一支足球隊參加了義賽，並且高舉著日本吞併朝鮮之前的朝鮮國旗。
據本書作者回憶，有關賽事的安排是很簡樸的。觀眾席是用長木板鋪在架子上製成的，只有少數貴賓坐摺疊椅，但上面也沒有遮陽。就重慶來說，觀眾算是很多的，許多人沒有地方坐，一直站著，其中有人是為了表示對孫夫人和她的事業的熱心支援，而不只是為了看球。外國使節成群地來參加，他們從各自的考慮出發，都認為出席這場義賽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確有精明內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較為沉默的蘇聯大使。他是足球迷這一點過去可能不為人知，現在無疑也為那些收集個人情況者所注意到了。
宋慶齡同每個球隊隊員握手，代表災民向他們致謝併發給每人一枚紀念章。
保盟還主辦義演，其中有專業劇團的演出。有一個劇團是由進步演員和導演金山領導的。在重慶，從事舞臺生涯的人過著艱難的生活。有人在義演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情況後說，“當我看到這些男女演員們睡在一間大廳的地板上、連床鋪都沒有時，我意識到他們對孫夫人是多麼敬愛和信任啊！”①
①許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書作者函。
有一場舞蹈義演是由特立尼達出生的戴愛蓮組織的。這位中國芭蕾舞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幫助過保盟。
還有一些不那麼正規的音樂會也是為了賑災舉辦的。參加演出的是駐重慶的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年輕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音樂會上，有時聽眾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蘇聯歌曲，也有英國約克郡民歌。
這些義賽和義演在戰時首都重慶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參加，使人們注意到救濟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國民黨統治者都並不重視。這些活動使許多人有機會看到宋慶齡並進一步增高了她的聲望。同時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積極工作，而這正是國民黨所不願見到國民黨統治者直試圖把宋慶齡“包裹”起來，並且預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後便會悄悄地收場。相反，保盟重建後充滿活力，它對局勢如實報道，經手賬目一切公開——同當權派的貪汙怠惰可說涇渭分明——表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保盟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比宋慶齡工作得更辛苦。事無大小，她都認真去做，任何細節都不放過，並貫徹始終。雖然成就都是靠集體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孫夫人出面、沒有她那種果敢、務實、一絲不苟的領導作風——這方面從本節的敘述可以窺見一二——那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八）在重慶時的生活
宋慶齡在重慶時的生活情況，當時親歷的人有所記述。王安娜說，她的生活很儉樸，穿當地出產的蕁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著因經濟問題而置備不起。對於她的姐妹們從美國進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評。據美國藝術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記載，①儘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們又借給她一輛車，她作為孫逸仙博士遺孀所領的卹金遠遠跟不上通貨膨脹。她想在屋裡置一個座鐘，但自己沒有錢買，又不願去求她的親戚。
①同上。
她特別喜歡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認出來。有時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長江南岸鄉間小路上長時間散步，就很感高興。
“……在路上擦肩而過時不期而遇，常常有許多人目瞪口呆地站著不動，不由得喊出；‘孫夫人！’這時候，她像一個年輕少女似的，臉頓時變得通紅，立即匆匆離去……在路上的小茶館裡歇息時，她不必擔心那些令她討厭的視線。……抬滑竿的苦力或農民……大概連孫逸仙是誰也不知道。而在農民們看來，她的妹夫蔣介石就像是一個尋常人見不到的有權勢的皇帝。蔣介石那黑色的大型華貴轎車被警衛和隨從的車輛保護著，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駛。如果說重慶市民有機會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