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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開露面。這些人1941年在重慶聯合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它的核心後來成為“中國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們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學者、詩人郭沫若。在國共合作進行北伐時，他曾負責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後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動，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國。
國民黨某些著名人物採取抗日和反對內戰的立場（如馮玉祥將軍）或者即使暫時向這個方向轉變（如孫科），她都注意到使公眾有機會看見她同他們在一起。
她參加對已故愛國進步人士的紀念活動，從不缺席。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在香港淪陷後輾轉去蘇北新四軍工作，1944年7月24臥因病去世，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作為遺願。10月1日，由宋慶齡領銜發起的追悼大會在重慶舉行。在反動氣焰趨於囂張的時期，她特別注意參與這一型別的活動。她的在場會提高這些活動的聲望、擴大影響，還會提供某種安全保障。
兩週之後，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國會老人沈鈞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魯迅逝世紀念大會。如同8年前在上海為魯迅舉行送殯儀式時一樣，有人企圖搗亂，因宋慶齡在場而未敢輕舉妄動。她自己這樣寫道：
“上星期我們為魯迅開了一個紀念會。那些SS①在我離開之後（因為我有另一個約會）衝進會場，桌椅橫飛，出現一場暴亂。”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處”的縮寫，也可能借用納粹黨衛隊的縮寫作為比喻。——譯者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儘管受環境的限制——舉行一些募款活動，因為這對建立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有好處。王安娜引用她的話說，“我們總是請外國朋友捐款，這不是辦法。這裡有的是富翁，應該請他們為崇高目的捐獻，哪怕是一個人幾塊錢也好。我們在這裡也開展一點工作的話，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爭取到外國朋友和華僑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舉辦的救災活動不但在救濟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廣東兩省受災人數以百萬計——除自然災害外，還因為國民黨官員和軍隊的橫徵暴斂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盤剝。這些救災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並且不取任何費用，同國民黨政府只說空話、不做實事以及重慶那些發國難財的闊人對災情視若無睹適成對比。但由於是孫夫人發出的呼籲，所以甚至這些老財們也不好意思不拿一點出來了。
救災活動所募集的款項一部分由保盟交給“工合”，為河南災民組織生產自救。有許多災民逃往解放區，生產自救在那裡開展得最有效，災民的口糧和勞動生產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慶齡主持、“保盟”舉辦的賑災國際業餘足球比賽在重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個主意是許乃波先想出來的，宋慶齡立即接受。許是一位愛好體育的工程師，在香港時是“保盟”的技術顧問，到重慶又參加了它的常設委員會。他是在英國上學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協會”有關係。他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贊助。在中國官員中，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也許是因為他那位支援“保盟”的夫人對他做了工作）授權市足球隊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訊息公佈、請柬發出、賽票售出之後，國民黨才匆匆忙忙通知說，只有它所屬的機構才可以募集賑災捐款。保盟沒有理它，國民黨要強制取消這樣的國際比賽，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當宋慶齡到場主持開球式時，許乃波要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我們只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軍樂隊到底還是奏了國歌。①
①王安娜書，第390頁。
許乃波還記得，在籌備足球義賽過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顯示，宋慶齡總是靈活性和原則性兩者兼顧。這次義賽的一位重要的外國贊助人是英國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會上，在隨便談話時，薛穆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他的論據是當時英國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對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