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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複雜的黨派關係。
關於解放區的醫療狀況和需要，保盟透過周恩來的辦公處，現在能相當經常地收到保盟駐延安通訊員馬海德醫生的報告。馬海德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於1936年同斯諾一同到紅軍部隊中去的。
重慶又是從日本佔領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來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們的行程部要先經過大片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到達延安，然後再到重慶，最後返回本國。他們長途跋涉，有時步行、有時騎馬，經過的地方名義上是日本佔領區、實際上已由八路軍收復，他們的親身經歷極有說服力，特別在國民黨對中共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的情況下更有價值。他們往往要走好幾個月、路程長達幾千公里，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說明抗戰的範圍和效果的無可辯駁的證明。而且這些人過去從來沒有左傾的思想，所以沒有人能說他們是“赤色宣傳員”①。曾向宋慶齡和保盟談過經歷和見聞的有美國花旗銀行北平分行的前經理蓋伊·馬泰爾·赫爾，兩位法國人喬治·尤爾曼和勒內·唐永（他們立志追隨戴高樂將軍）和一位荷蘭電氣工程師卡爾·布隆基斯。
①格雷厄姆·佩克著《兩種時候》（英文），603—604頁。謝偉思著《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第107—111頁。
印度國大黨援華醫療隊是差不多五年前宋慶齡從廣州送走的。隊員巴蘇醫生在游擊區和延安服務多年後回國，途經重慶。他在戰地不只是一個抱著同情態度的觀察者，而且是一個參與者。宋慶齡見到他時詳細地詢問了醫療保健情況以及這些地區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如何應付環境的。這位年輕醫生還寫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達了她對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親，她專門準備了魚給我吃，說孟加拉人是愛吃魚的，而我大概已經好多年沒有嚐到魚的滋味了。”①
①有時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說。如燕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萊爾（他們是英國人並打算到重慶的中英科學合作委員會工作）就曾被英使館告知，不要對人談起在解放區的見聞、迴避中共在重慶的代表（這些代表受到監視），甚至拒絕接受宋慶齡的邀請（“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樣的限制”）。直到戰後，他們在所寫的《同中共相處兩年》（英文）一書中才公開他們的經歷。
這個醫療隊的另一位成員柯棣華大夫在繼白求恩大夫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期間積勞病逝。宋慶齡在給柯棣華在印度的家屬寫信時表示了深切的悼念，並像常做的那樣，把愛國主義同國際主義及進步事業聯絡起來：
“白求恩大夫是一個加拿大人，受本國和美國的反法西斯組織派遣，先到西班牙、後到中國，為那些在這場全人類現均已捲入的偉大斗爭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傷。
“柯棣華大夫來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為同一個進步事業服務。……
“當時，這一事業還不是普遍受歡迎的——正如現在，它仍然不是到處都受歡迎的。為之而戰的人們受到誣衊、為人叛賣並得不到戰鬥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柯棣華大夫的名字將被永誌不忘。那些在經受偉大考驗中得到他的醫療服務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援的人……（以及）我們這些把每一個爭取自由的戰鬥都看作自己的戰鬥、屬於各個國家的人，將永遠懷念他……”
“未來將給予他甚至比現在還要崇高的榮譽……因為他是為未來而鬥爭的。我們自己深感驕傲，因為像他這樣的人從全世界各地都來幫助我們戰鬥——承認我們的戰鬥就是所有人的戰鬥。”①
①巴蘇日記集《延安的召喚——印度援華醫療隊記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頁。
她對印度為擺脫殖民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一貫給以支援。戰爭中期，蔣介石曾訪問新德里。當時她給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說，“委員長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測很多。不管什麼原因，我敢肯定，我們能夠指望尼赫魯和他的黨領導印度人民，為爭取自由進行英勇鬥爭。”①
①引自盛賢功等編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戰士》（英文），第185—187頁。宋慶齡的唁函日期為1943年2月7日，柯棣華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游擊區交通不便，所以重慶得到訊息較遲。
把保盟的醫療物資運送到解放區去，要透過國民黨的封鎖線。這件事在重慶有漏洞可以利用，（雖然開始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漏洞），這在香港的後期是沒有條件的。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高階談判代表在國統區享受著某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