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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外交官的地位，他們往返延安重慶之間可免受檢查。因此，他們每次總能帶一些體積不大、但很重要的東西如外科縫合用針、牙鑽鑽頭等，在口袋或公文包裡就能帶上相當數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國民黨被迫放行了一批供應給國際和平醫院的物資。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總報告①中曾提及此事：“儘管總重量不超過一噸，這批物資確實包括了寶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相當多的磺胺藥品，這些都是透過美國紅十字會和私人捐贈者的熱誠合作而得到的……這批物資是在八路軍談判代表的護送下運輸的，所以才得到許可……但這一行動不能被認為是封鎖的永久撤銷，這樣的封鎖已持續了三年，使醫藥供應到不了游擊隊手中。”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裡，一噸物資對於這支作戰最積極的中國軍隊來說，是太微不足道了。這支軍隊有成千上萬的戰士、在敵後作戰的區域內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民！但有這一點總比完全沒有好，而且以後還有——雖然為數總是有限。
（四）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工作
在重慶，一種新的國際環境也在出現。日本襲擊珍珠港後，西方國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的盟國。它們不再綏靖日本、也不再阻撓中國的作戰努力。它們還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內部團結對這一世界性的戰爭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對投降的堅決性方面，中共領導的軍隊位於最前列。
因此，當人們看清這些現實情況之後，宋慶齡在越來越多的駐渝外國官員、軍人和記者中間，贏得了更多同情。他們所能產生的影響要遠遠超過香港的外國人，因為他們是駐在中國的戰時首都，而香港只是僻處一隅的地方。
由於是在重慶，宋慶齡還能有機會向一些短期來華訪問的高階人物說明她的工作和對中國局勢的看法。這些人物中有美國羅斯福總統特使威爾基（曾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和美國副總統華萊士。
威爾基以所著《一個世界》（“One World”）一書著名，他在書中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結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滿信心。他來華訪問的時間較早，是在1942年。作為到那時為止訪問戰時中國的最顯赫的美國要人，他受到了國民黨大吹大擂的歡迎。蔣夫人宋美齡親自安排他的日程，並且儘可能地把他“包攬”下來——從而使他不受任何來自國民黨對手的影響。宋慶齡對威爾基的印象不壞，但她沒有機會接近他，周恩來等人倒是同他談了話。她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在幾個場合見到他，但始終沒有辦法同他單獨談話……他的日程是別人給安排的，所以他沒有時間去見他想見的人……但CEL（指周恩來，“周”的舊音譯為Chou）會有機會在他臨走之前同他談一次……8ra（指八路軍）的林彪明天將到達，所以他可能有機會向威爾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為他剛從前線回來。”①
①保盟工作報告《在游擊戰中的中國》（1943）（英文）。
她對開明的副總統華萊士在對華關係上寄予更大希望，因為他是農村出身。他訪華是在1944年6月間：
“華萊士先生很快就要從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機會去訪問一下農民，看看他們怎樣耕耘、怎樣生活……還要親自看看在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什麼……誰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還是農民。”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思·格蘭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見過華萊士後，她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同華萊士先生談過了，談得很好。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誠懇的人，同將軍一樣——我想他的訪問會比威爾基有更大好處。”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這裡說的“將軍”是約瑟夫·沃倫·史迪威，1942—1944年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同宋慶齡關係很好，很支援她的事業。他能幹、誠實、痛恨虛偽、在軍隊中和社會上都同底層（而不是上層）感情相通，因此很受人愛戴。
不幸的是，這位副總統華萊士——宋慶齡把他同這位坦誠的將軍相提並論——在這次訪問中卻被人利用了，打電報給羅斯福總統建議撤換史迪威。但這是另外一碼事。
美國駐重慶的高階官員中，對宋慶齡的工作最同情、幫助最多的是史迪威。
史迪威曾長期駐華、到過中國許多地方，又會說中國話。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