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第54部分 (第1/4頁)

“比爾……又害瘧疾了……他要做的事很多……但由於政治原因，他只能少說少動。他的真心朋友們同他通訊要採取間接的方式。艾達·普律德在紐約，她可以直接寄信給他……（艾達·普律德是“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Indusco）的負責人，在艾黎被國民黨官方控制的“工合”組織排擠出去之後，這個組織繼續支援他的工作。）

“這些日子，比爾成了個垂頭喪氣的人。他出力建設起來的一切正在很快垮掉，他這些年裡的一切犧牲和勞動看來只給他帶來失望。”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昆明美國紅十字會R．D．帕克先生及夫人，1944年8月4日及30日；致重慶美國紅十字會R．D．尼科爾斯；1944年9月25日及12月22日；致重慶美國紅十字會羅伯特·M·德拉蒙德，1945年8月20日及9月8日。

但艾黎後來完成的工作比她當時所設想的要好得多。他被排擠出“工合”組織之後，就把全部精力用於創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在甘肅省山丹縣，招收農村貧苦兒童入學，教他們工業生產技能和合作社的原則——這些學生後來在解放本地區的鬥爭中作了貢獻，不少人今天成了中國石油及其他技術界的高階人才。艾黎同宋慶齡的友誼一直繼續著並且在戰後和解放後的日子裡更趨深厚。

這些信的收信人格蘭尼奇夫婦，宋慶齡是很喜歡的，曾多次想讓他們回中國來。她在給他們的信裡介紹其他許多老朋友的情況和遭遇，談論各種事情。

同史迪威將軍對救濟工作的幫助有聯絡、又同孫中山及宋慶齡的一位早期助手有親屬關係的是史迪威的副官理查德（迪克）·楊（楊孟東）少校。這位夏威夷出生的美籍華人當時二十多歲，他大學畢業當上工程師不久就遇上戰爭，志願從軍。他同宋慶齡雖然過去不認識，但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楊的祖先大約在一個世紀以前移民海外，和孫中山是廣東香山（今中山市）同鄉。楊的伯父楊仙逸1923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航空局局長兼飛機制造廠廠長（宋慶齡曾乘該廠組裝的第一架國產飛機“洛士文號”試飛，見第六章），後在東征運送軍火船上因爆炸事故不幸殉難。宋慶齡在知道迪克·楊的家庭關係之後，實際上把他當侄子來對待，並且在他調赴緬甸戰場後經常給他寫“家信”。下面從她給他（還有別人）的信中摘錄幾段，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時局及她的活動和情緒：

“在遠離現實的重慶的和平氣氛中，很難想象一場猛烈的生死搏鬥正在到處進行——在陸上、海上、空中，還有在險惡的叢林中……我如果現在是在前線積極參加戰鬥一定會好受得多……你要為我多打幾個（敵人）。沒有什麼比干坐在這裡、對這場為一切值得活下去的東西而作的嚴酷鬥爭作壁上觀，更令人洩氣的了。

“你不在的時候，我寫了幾篇爭取支援救濟工作的文章，其中給美國勞工的一篇惹得這裡的大官們火冒三丈，為它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他們閉眼不看事實，一個勁兒地責備我呼籲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①

①摘自宋慶齡自重慶致格雷斯·格蘭尼奇，1942年10月6日和11月7日，1943年7月16日。

這裡所說的那篇引起風波的文章就是《致美國工人們》，1944年2月8日由“聯合勞工新聞社”發表，這個社專向美、英及其他國家的工會報刊發稿，本書作者當時是該社駐中國記者。在這篇文章裡最使國民黨惱火的可能是這樣幾段尖銳的話：

“美國工人要表示他們對中國抗戰的關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求把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生產品和禮物平等分配給一切積極抗日的中國軍隊，不論它在什麼地區；凡是不積極抗日的軍隊，就不予分配。

“他們要表示對中國民主的關心，只要公開宣告反對中國發生內戰。中國反動派正在準備這種戰爭，企圖消滅我們鬥爭中的民主力量。這些力量就在陝北和敵後的根據地。在那些地方，工人運動得到了扶持和鼓勵，許多礦工和鐵路工人武裝起來與游擊戰士通力合作，以割斷日本與它在華北、華中的主要大陸基地的聯絡。”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3月11日。

在另外一封給楊少校的信中，她寫道：

“我不能到前線去工作——至少可以護理一下傷員——真叫我生氣！戰爭和它造成的痛苦變得如此遙遠！應該讓我更接近一些。當人們在7月7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抗日戰爭由此開始）捐出幾元錢時，他們不應該認為他們已經盡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