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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讓人民捱餓；這個政權對侵略者的戰鬥不多，對那些正在戰鬥的人進行的干擾卻不少；這個政權在分配資金和物資時對於那些抗日最積極的部隊加以歧視，或者乾脆排斥在外。更壞的是，國民黨官員們經常盜竊救濟物資（甚至分給他們自己部隊的物資也不放過），並在市場上以高價出售，謀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號是“幫助中國人民進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來擔任分配救濟物資的受託人，保證由它經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來進行分配；如果捐贈者指定是給誰的，一定嚴格地按捐贈者的意願辦理。
宋慶齡對錢財方面的事情特別認真。每一筆給保盟的捐贈，不論數額大小，收據上都有她的親筆簽字。卡爾遜寫道，“在她那鷹一般尖銳的目光下，沒有發生過錢被無恥官員吞沒的事情。”①
①愛潑斯坦普《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頁。宋慶齡的引語見《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1943年9月18日於重慶），載《為新中國奮鬥》，第140頁。
在她的領導下，保盟對於一切要它放棄、減少或不公開支援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壓力，不論明的暗的、中國的外國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區域，保盟幫助建立和擴充國際和平醫院，贊助兒童保育院（收養孤兒和父母在前線的孩子）——其中有一個建在延安窯洞中的“洛杉磯保育院”就是用美國洛杉磯華人捐款設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軍政大學）和“魯藝”（魯迅藝術學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為這些學校都是培養為抗戰服務的文化工作者的，對它們的援助不僅是出於愛國主義，也是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鬥爭。
宋慶齡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並肩戰鬥來促進國際團結。這在保盟對白求恩大夫和印度醫療隊的支援上表現出來。幾年前，也是由於宋慶齡的介紹，美國醫生馬海德參加了中國紅軍的醫療工作，成為保盟在延安的通訊員、同白求恩大夫（在華北前線）的聯絡員。
在印度柯棣華醫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擔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之前，曾經還有一位人選，即捷克外科醫生弗雷德裡克·吉斯赫①。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樣，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士。但國民黨不許他去解放區。像他這種情況的——曾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的反法西斯醫務工作者、願意去中國解放區工作而未能成行——還有約20位醫生，屬各種國籍（德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奧地利）。後來他們被分配到中國紅十字會的醫療服務隊，在國民黨控制的抗日前線工作。作為共產主義者，他們以統一戰線的精神，提供了優良的服務。
①見邁克爾·布蘭克福著《高大的美國佬》（英文），第260頁。
保盟每遇到一個障礙和挫折——正如整個統一戰線所遭遇的那樣——宋慶齡總是鼓勵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並加強宣傳，以使海外對戰時中國的複雜現實有較好的瞭解。
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保盟在促使全世界瞭解真相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動上，保盟繼續給這支已被正式宣佈“解散”的新四軍提供醫療服務，新四軍也加強了它的對日作戰。當時所用的辦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國租界小心謹慎地採購醫藥供應品，然後透過巧妙的地下活動，偷過日本佔領區。為此目的，有一個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小組的據點是耿麗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慶齡的朋友、保盟美籍會員、上海女青年會總幹事。）新四軍衛生部長沈其震大夫有時秘密地來往安排，沈還曾前後三次赴香港，向宋慶齡當面彙報。
在香港本地，由於宋慶齡的獨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個以保盟為中心的統一戰線。作為孫逸仙夫人——即使小學生也都知道她是“國母”——她不可能輕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惡劣的國民黨反動分子的直接攻擊。儘管常有一些見不得天日的間接的惡意中傷和流言蜚語，但由於她為人所知的品格和個人的非凡魅力，結果受害的往往是製造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會各階層人士，不論他們的觀點如何五花八門，都認為能同宋慶齡交往是自己的殊榮。
但是，也還是由於她的罕見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這些特殊的有利條件被用於她所選擇的事業。
宋慶齡要求這一統一戰線應該在保盟的實際救濟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遺餘力地為援助被封鎖的解放區而奮鬥，另一方面也毫不遲疑地幫助任何地方的專案，只要它們對民族抗戰有益。中國工業合作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