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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藍色或其他深色衣服。她住的房子、用的汽車都不是她自己的。後來我們辦公地點搬了家，她的辦公室仍舊很小，不過六、七平方米，只夠放她的辦公桌、椅子和打字桌。她常自帶簡單的午餐，如曲奇餅之類，還常常分給大夥吃。
“我就住在辦公室裡。她問我下了班做什麼，我說上工人夜校，她聽了很高興，問我在學些什麼、讀什麼書，還對我說孫中山是如何重視知識的。她說，‘我家裡有地方給你住，要是在辦公室覺得太不舒服，就上我家去。’實際上，她是怕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晚上被抓走，因為辦公室有人（國民黨特務）監視，形勢又很緊張。
“我起初稱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對我說，‘叫我媽媽吧。’（在中國，孩子或年輕人可以這樣稱呼和父母同輩又較親近的婦女。）
“我們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總是注意到也讓我們玩兒。她常在辦公室裡安排一些文娛活動，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愛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車送東西來，暖瓶裡是茶、臉盆裡是麵包和點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來。
“她喜歡小聚會。她說，在人多的場合她就頭痛。”①
①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的老幹部陳維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四）圍繞著戰後救濟工作的鬥爭
在救濟工作中，中國福利基金會（前身為保衛中國同盟）現在要同全國的和國際的專門機構打交道了。這些機構是專為滿足戰後的救濟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慶時打交道的那些救濟機構來，它們規模更大並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響。這種專門機構，一是世界性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主要由美國經管並提供經費和物資，從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政府政策的影響。另一是國民黨的“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海上交通恢復正常以後，“聯總”的物資大批運到，主要透過“行總”發放。這個貪汙腐敗的機構堅持要壟斷這些物資的分配，並且自然地把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排除在外。
為了擊破“行總”的把持，解放區也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簡稱“解總”），以便直接同“聯總”聯絡。鑑於戰時國民黨對解放區實行醫藥封鎖的慘痛教訓，解放區決心不讓那裡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濟範圍之外或者受到矇騙。“解總”在上海的負責人是宋慶齡的老友董必武。他現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產黨人，曾代表中共參加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簽署聯合國憲章的會議。
保盟在重慶尚未改名時就曾寫信給在紐約的美國支持者，說明“在向‘行總’提出申請時遇到很大困難”，因為“行總”企圖否認保盟的合法地位，不為它的專案分配“聯總”的救濟物資。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書作者的談話。他悼念宋慶齡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載於1981年6月2日上海《文匯報》第3版。
“聯總”救濟分配的不公是如此嚴重，在戰爭已經結束9個月之後，董必武在給“聯總”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國受戰爭之害的人和難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區，而分配給解放區的“聯總”救濟款項和物資只佔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①“聯總”駐華官員和職員對此加以證實，有300人（分屬14國國籍）聯名寫信給“聯總”署長菲奧雷拉·拉瓜迪亞（曾任紐約市長），抗議國民黨把“聯總”的救濟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自重慶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聯總”駐華工作人員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發出。
他們提供的數字是：全中國有資格接受救濟的戰爭受害者共42萬人，其中260萬人在解放區；“聯總”運抵中國的救濟物資到那時為止共有65萬噸，其中已送往解放區的僅3，300噸——即使是這麼一點物資在運送過程中還常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滯或干擾。
1947年4月，60名“聯總”在華高階工作人員集會透過一項決議，用可比數字，抗議對解放區的歧視。一位代表他們的發言人譴責國民黨政府“在救濟物資運往中共控制的地區途中……設定各種障礙”，甚至“向運救濟品的船隻進行轟炸掃射……先後已發生過二次”，還對“運救濟品的車隊和‘聯總’設立的醫院進行空襲。”
這位發言人宣佈，如果“聯總”不能執行不歧視的原則（這本來是給予救濟的必要條件），那就意味著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