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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了。
就保盟本身而言，在上海找一個辦公地點是當務之急。上海的房屋本來擁擠，抗戰勝利後那麼多人從大後方回到上海，房子更加困難，房租也直線上漲。國民黨當然不會幫助保盟解決房子問題。幸虧宋慶齡的交往廣闊才算有了辦法。她在戰前就認識的友人理查德（迪克·史密斯）在頤中菸草公司任副經理，答應勻出一點地方供她短期免費使用。關於這個辦公處，她寫道：
“我們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裡放了6張桌子——經常有6到11個人在屋裡擠來擠去。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屋子的一角還要用來堆東西。但這間房子是免費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房子都要付5，000美元以上的押租，另付房租。”①
①據上海中國福利會提供的史料，特此致謝。
一位年輕美國婦女西爾維亞·坎貝爾參加了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她在家信中寫道：
“在我們這個單間辦公室裡只有4個工作人員……房間很小。孫夫人到辦公室來，我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坐在地板上。”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7年5月29日。
雖然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不斷拓展，會址也幾經遷徙，但它的辦公室多年來總是擠得可憐。後來找房子的困難，宋慶齡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談到：
“從蘇州路頤中菸草公司大樓搬出來之後，我們搬進了中央信託局大樓的一間房子，但那個經理老是打電話催我搬家，說他們自己要用。在上海找房子真是傷透腦筋，除非你有金條去換得‘優先權’或付‘押租’，我們卻什麼也沒有。最後我們總算找到了一間蓆棚搭蓋的平房，在（原來的）霞飛路一條弄堂裡……這裡的主人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有才能的木刻藝術家，他有志去外國留學深造。我答應他想辦法從某個外國大使館搞一個獎學金，他在出國之前就繼續住在這裡，同我們在一起……至於他什麼時候能走成，那就天知道了，因為現在辦護照很困難。這段時間裡我們已著手修理和粉飾這間棚屋。”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後來在上海同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結婚。此處及以下引用的她的信件都是她1946年寫給在美國的雙親的，承她在多年以後把這些信件的影印件惠贈。
（三）在新環境中保持老傳統
儘管條件艱苦，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人員的精神是高昂的。像在香港和重慶時一樣，在同宋慶齡的接觸中他們感到溫暖和活力。西爾維亞·坎貝爾寫道：
“我越來越喜歡孫夫人了……很幸運，這裡的會議都很不拘形式。我們上星期天有一次精彩的野餐……她帶來了‘熱狗’（紅腸麵包）和啤酒，並且談笑風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婦女……孫夫人一星期到辦公室來兩次，我們常常進行自由的討論。”
在上海新參加工作的中國職員證實了辦公室裡這種活躍和民主的氣氛。
一位兒童福利工作者回憶道：
“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心裡忐忑不安。她是一位偉大的名人而我不過是一個地方孤兒院的教師。但我一走進她的辦公室，發現房間是這麼小，又聽到她對我說，‘歡迎’，我就放鬆下來了。她信任和尊重我們，平等待人。”①
①同注6，1948年7月19日。關於中國福利基金會在上海幾次遷址，據《中國福利會五十年（1938—1988）》一書的記載，1946年6月遷至南蘇州路175號＇按：即信中所說頤中菸草公司大樓＇201室辦公，1947年秋遷至廣東路86號＇按：即信中所說中央信託局大樓＇104室辦公，1948年下半年遷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A號辦公＇按：即信中所說原霞飛路里弄內棚屋），1949年12月遷至陝西北路369號辦公。1950年8月15日，中國福利基金會正式改稱中國福利會，遷至常熟路157號辦公。
一位普通工人回憶道：
“我初來工作時不過二十多歲……從一開始起，她就使我感到她信任我並且像慈母一樣對待我。
“在當時的上海，社會上等級分明，貧富懸殊，政治上白色恐怖橫行。但在中國福利基金會，我們享受民主，中外工作人員都一樣。
“辦公室在一樓，庫房在地下室，又冷又暗。孫夫人不但去辦公室，還去庫房。我送信到她家時，不論多早，總見她在打字機旁嘀嘀嗒嗒地打字——她在家就像在辦公室一樣，總是工作。
“國民黨造謠說她多麼有錢。實際上她一個錢也沒有。她穿著樸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