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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保盟’由於形勢的改變現在已更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
“儘管可怕的戰爭已經過去，我們面前的工作還是堆積如山……情況很慘……人民面臨著疾病和飢餓……沒有希望實現經濟穩定。黑市到處存在，我們過去認為必需的東西，現在只有少數人買得起了。”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13日及23日。關於宋慶齡自渝返滬後的住所，據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任舜提供的資料，宋於1945年11月乘飛機抵上海，即驅車去靖江路45號寓所下榻（房主原為德國人，作敵產沒收），1947年下半年搬回香山路7號（原莫里哀路29號）舊居，至1948年5月間又遷至林森中路1804號（原房主因漢奸罪其房產被判沒收，經蔣介石下令撥給孫夫人居住，香山路舊居改作中山紀念館）。
這封信是給劉陳伊華的。她是一位美籍華人，在香港曾在“保盟”當打字員。這個例子說明，宋慶齡總是想著她的老同事，一回上海就同他們聯絡，並且不論他們職位高低，她都一樣熱情。
這封信還顯示出，她總是把公眾的需要放在個人的要求之前：
“……許多人邀請我訪問美國，但我在這裡的工作實在使我分不開身……我非常想去重訪朋友們，再看看我兒時到過的地方。真是遺憾，環境還不允許我實現這個願望……”
保盟的改名實際上是好幾個月之前就在重慶決定了的，但直到遷往上海之後才宣佈。這是因為在決定改名時定下一個條件，即：“在我們為實現戰後的目標而在沿海地區站穩腳跟之前”①，暫不使用新名。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舊金山劉陳伊華，1946年3月1日。
但這不是說保盟的工作在遷移和改名時期要暫行停止。相反，還在重慶時它就迅速有力地利用抗戰剛剛勝利的有利時機，把儘可能多的供應品運往長期遭受封鎖的解放區去。
這一工作的緊迫性是由於形勢的難以捉摸——既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也有爆發內戰的可能。這種情況在支援解放區一所醫院的事情上具體表現出來。在沿海運輸恢復之後，宋慶齡就向在美國的友人發出呼籲：
“蘇北的國際和平醫院迄今為止收到的供應品是最少的，所以它理應首先得到運抵上海的物資的絕大部分。”①
①重慶保衛中國同盟致紐約美國援華會的信，1945年9月20日、10月1
這所醫院設在敵後的新四軍地區，保盟要從重慶運物資去無論從地理上或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在上海就可以想辦法了。保盟用美國援華會提供的款項在馬尼拉買下了美軍作為戰爭剩餘物資拍賣的一所有250張病床的醫院的全部裝置，運到上海，再轉運蘇北。但國民黨的封鎖事實上仍然存在，花了許多時間辦交涉才從蔣政府那裡拿到了許可證。即使如此，因為一路上國民黨軍隊的阻撓，原定1946年4月運到，結果遲了兩個月。
全部裝置運到後，當地縣政府把一座本來準備作辦公用的房子讓給醫院——這種作法當時在解放區是很普通的。安裝工作立即開始，這所醫院為了報答國際上的友好支援，保證要成為本地區衛生工作的模範。為了幫助這所醫院，受過西方培訓的一些醫生志願從上海去蘇北服務，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也派去了一位美籍醫生和一位波蘭籍醫生（後者同他的從事醫療技術工作的妻子都是西班牙內戰時“國際縱隊”老戰士）。擔任醫院化驗室主任的一位中國醫生是著名的長沙湘雅醫學院（“中國的耶魯大學”）畢業生並曾在美國人創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多年。他承擔了為當地培訓35名技術員的任務。這種志願從大城市到艱苦的內地去工作的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人員代表了當時正在傳播的一種新的精神和對中國未來的新希望。新四軍的高階領導人在收到這所醫院的全部裝備後高興地專函向宋慶齡致謝並開列了詳細的收據。①
①同上，1945年10月16日。
與抗戰時期游擊戰爭中技術和物資都嚴重匾乏的狀況相比，現在看來真是今非昔比了。但很快又出現了一場劫難。蔣介石重開內戰後，這所醫院所在地是最先受到攻擊的目標之一。有些新裝置還沒來得及開啟，醫院又得轉移到北面數百公里處山東境內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並且又要在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進行工作。
在這件事情上，時間成了最大的關鍵。如果宋慶齡和保盟的動作稍慢一點，這些進口的醫院裝置就永遠不可能運進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