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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邀她訪美的請求以後還是不斷。在更晚一些時候，哈佛大學著名天文學家哈洛·沙普利教授邀請她以主賓身份出席由他主持的“世界和平科學會議”（1949年3月25—27日在紐約最豪華的旅館“華道爾夫飯店”舉行）。她再一次婉謝了。這時北平（北京）已經解放，但上海尚未解放，形勢十分緊張，白色恐怖仍然猖獗。
同一個月裡，她寫信回覆老同事耿麗淑希望她應邀（可能指沙普利教授的邀請）赴美的建議。耿麗淑曾在上海女青年會工作，這時在紐約主持新組織的“中國福利呼籲會”，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爭取支援。宋慶齡在覆信中說：
“坦誠地說，我承認現在非常需要……向美國人民說清楚美國正在進行的戰爭準備，並且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要制止這種戰爭準備工作。……但……即使在遙遠的將來……我仍不能接受任何類此的熱誠邀請。……如果情況確有改變，我一定告訴你，這一點你可深信。在此之前，我將非常感激，如果一切可能作出的努力都用在中國福利呼籲會和其他有關專案上，並想到我必須留在這裡的這一實際情況。”①
①坎貝爾家信。信中提到的“瑪麗”是瑪麗·巴萊特（後為沃爾特·沙利文夫人），也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
所有這些回覆都顯示，特別是鑑於美國政府正力求阻止或限制中國革命的勝利，她認為她的工作在於國內。如果美國採取的路線是承認中國革命即將來臨的勝利而不是加以阻撓，那末宋慶齡很可能是第一位從新中國到美國去訪問的客人並將廣泛地發揮橋樑作用。但華盛頓作出的選擇——不是她的選擇——使這種情況不能出現。
但在任何時候，她總是使人民與人民之間交往的大門敞開。在回到上海的初期，她為兩位著名的美國人發去充滿真摯友情的唁電——他們都是她在戰時認識的並且被看作是為中美兩國真正的平等和友誼而奮鬥的戰士。
在得悉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在美國加州寓所中病逝的噩耗後，她於1946年10月10日致電史迪威的遺婉：
“中國人民為失去一位親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們將深切懷念您的丈夫為民主和人類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將永遠留在中國。”；
半年後，1947年5月30日，她又電唁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埃文斯·卡爾遜將軍。卡爾遜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美駐華使館武官，親赴解放區考察，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得到極為深刻的印象，並極傾慕宋慶齡所從事的工作。戰後他回到美國，任“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席，首先發起反對杜魯門政府支援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鬥爭。她在這份致這一委員會的唁電中說；
卡爾遜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民將繼續對世界進步事業的敵人作戰……直到卡爾遜及千百萬人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取得勝利。”
同一時期，她給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小鮑威爾）發去唁函，對他父親約翰·B·鮑威爾（老鮑威爾）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鮑威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上海出版這本雜誌，擔任主編。他早期傾向孫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國革命，但後來卻滑向蔣介石一邊。不過他仍然發表左派的觀點，包括宋慶齡的文章，並且是最早發表斯諾關於中國紅軍及毛澤東的報道的報刊之——它還登過史沫特萊寫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由於公開反對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後入獄多年，因壞疽失去了雙腳。在以後的中國內戰中，他同兒子小鮑威爾採取了不同立場，他強烈親蔣。但宋慶齡並不忘記他過去多年中所發揮的進步作用，在給小鮑威爾的唁函中說，“您的父親的去世對他在中國的許多朋友來說，是一個巨大損失。”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中，宋慶齡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國的美國人，不管美國政府執行的是什麼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蘭尼奇同她的丈夫馬克斯·格蘭尼奇能從美國回來工作。從抗日戰爭前他們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並且一直經常通訊。抗戰勝利後她在重慶時曾打電報給當時住在紐約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馬上動身，目的地上海”，還引用周恩來的話說“來幫助我做救濟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國共產黨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做法，一個黨的工作者從一國調到另一國去工作須徵得兩國黨的同意。）①她又向他們建議，“路費可先籌借”，將來由中國福利基金會歸還，還談到馬克斯在“聯總”或“工合”找個工作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