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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甦北國際和平醫院齊仲桓院長的信》（1947年1月13日）、《向國外的呼籲信）（約1947年4月）、《國際和平醫院》（馬海德普，1958年6月）、《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伍雲甫著，1958年6月）等篇。在提到的“聯總”工作人員中，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醫生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一直為增進美中友好及幫助中國人民的事業而努力，自1973年後曾六次訪華，並向美國人民介紹新中國衛生工作的巨大成就。
“聯總”在共產黨談判代表的壓力下確實撥出了一些款項補助另行安置的居民，還有一些物資供解放區修復大堤之用。但由於交付時間上的延誤及通貨膨脹，使這些救濟失去效用。
西爾維亞·坎貝爾在家信中具體地描述了國民黨在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們（指國民黨）在談判後同意支付150億法幣（國民黨政府1935年11月4日後稱其發行的通貨為法幣，即合法紙幣之意）。現在他們最後決定付50億現鈔（比當初已貶值四分之三），其餘為實物。
“‘行總’派出20輛卡車……滿載票面為50元和100元的法幣（官方兌換率現為12，000無法幣換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報要賣1，000元法幣）。為了領取這20輛卡車的戰區通行證要好多個星期，我敢打賭……到時候政府就會宣佈票面為50元和100元的法幣將統統收回，不許再在市面上流通了。”①
①司徒雷登1947年1月23日給國務卿的電報，載《被遺忘了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一1949年》（英文），第61頁。
（五）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對美國和美國人民友好
關於宋慶齡一貫譴責美國政府在中國重起內戰中的作用，上面已經有不少敘述。她對美國這個國家、美國人民和具體的美國人則態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給保盟老同事劉陳伊華信中提到，她收到許多希望她重訪美國的邀請，她也很想去，但國內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見本章第二節）。不久，她在給亞歷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這件事。前面已提到過，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認識的少年朋友，兩人一直斷斷續續地通訊（信的內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兩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說：
“我多麼希望現在就能實現訪美的計劃！但我想你知道這牽涉到很多事情……我國很大一部分地區遭受著饑荒的威脅，傳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國內是必要的，即使只是為了提醒人們，瘟疫和傳染病是隔離不開的。當然，我也知道，我對美國的訪問同樣是會有成果的……除救濟工作外，還可以激勵美國人為中國謀福利……”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書，1947年6月30日。
這一年，美國“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執行秘書莫德·拉塞爾對她發出正式邀請。（這個組織反對美國站在蔣介石一邊對中國進行干涉。）宋慶齡在覆電中說，“由於重要原因”她不能應邀前往。①這裡所說的原因不只是技術性的，在重慶時國民黨不發護照給她，現在看來也不會給。很顯然，在當前的政治危機和內戰危險中，她覺得她不能離開中國或離開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約在同一時候，梅爾文·卡斯伯格醫生也請她到美國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醫生戰時在美國陸軍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來後曾向她談過他對延安醫療情況及需要物資的看法。在給卡斯伯格的覆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後還記得的。她說，當孩子有死亡危險的時候，母親是不應該離開家的。②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亞歷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據馬爾科姆·羅舒爾特編《舊藏中國來信（1913—1976）》。
②中國福利會會史資料。
在同一時期，美國一家講演代理公司代表李·基迪克想為她安排一次在美國的巡迴演講並答應給以適當的報酬。她的答覆很簡單：“抱歉，不能應約。——孫逸仙夫人”。
在1945—1946年，她似乎還認為訪美之行是有可能的，所以甚至準備了要穿的衣服。但到了1947年5月，她肯定已放棄了這個念頭。這可以從西爾維亞·坎貝爾的一封家信中看出來：
“孫夫人剛送了一些西式服裝來，是她打算出國的時候做的——給我和瑪麗分。衣料都很好。”①
①卡斯伯格醫生從美國加州索爾凡致本書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