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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世紀，他們才得以重訪中國，並同宋慶齡重聚。
（六）把救濟工作同重大問題聯絡起來
像她一貫所做的那樣，宋慶齡總是把她從事的救濟工作同國家和人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聯絡起來。1946年5月，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舉辦的一次義演的特刊寫的前言中說：“諸位今晚到此觀看錶演。請不要忘記，就在這個時候，有千百萬同胞正受著飢餓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們今晚的募款，對於這些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受難者，不過略盡綿薄而已。這一問題，不僅是受難者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今晚諸位所出的票價，其值不過夠他們多吃幾碗飯，多維持幾天的生活而已，但他們在戰爭中的犧牲和他們現在力求生存進步所付下的代價，是無法衡量的。我們的幫忙是不夠的，但這是無法足夠的。”
“……我們不打算單作直接分發衣食的消極救濟，而在計劃供給醫藥和公共裝置，從長遠著想，以防範飢懂於未然。然而，假如沒有諸位的幫忙，這計劃是無法實現的。”
她的遣辭用語並未觸犯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及其他有關條例，但言外之意顯然是要把義演收入送到解放區去，因為在別的地方不可能實行“計劃供給醫藥”。
接著，她又作了一種必須防止內戰和打擊反動勢力的政治暗示：
“我們的國家，甚至我們的世界，現在都正在力求團結，它的涵義是所有人民要互相扶助，通力合作……保證每一個人，不論是男女老幼，都獲得合理的生活、工作、適當的食物、教育以及文化生活
“我們必不能使這計劃成為泡影。我們不可等明天才開始兌現這個計劃，我們馬上就要開始……
“……我們懷著一種希望，靠著大家的努力，中國一定能夠走上團結、和平的道路，進而達成天下一家的理想。”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6年7月1日。
1946年7月23日，正當內戰的烏雲籠罩全國、形勢最為險惡的時候，她挺身而出，跨越救濟工作領域，發表了直言不諱的、政治性的《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宣告》①。這個宣告的標題很長，卻指出了當時最重大的問題。
①此文題為《平劇義演的意義》（1946年5月），義演於1946年6月1—6日在上海舉行。（平劇即京劇，因當時北京改名北平。）據《中國福利會會史資料》總第4期，上海，1990年2月14日出版。
關於日本投降後的局勢，她寫道：
“今天我們的國土已經沒有外來敵人的威脅。但威脅卻起自國內，起自內戰。反動分子企圖將美國捲進我國的內戰，從而將全世界都捲入這個戰爭。”
（這不是誇大其辭。即使是美國駐華大使，他在稍後的一份正式報告中也驚訝地說，“他（蔣介石）指望美國立即給予軍事援助並預期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屆時（國民黨）中國將參加反蘇的盟國。我曾希望杜魯門總統會使他打消上述念頭，但他仍然堅持。”①）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48—151頁。
關於內戰及最後引發國際戰爭的危險，她在宣告中寫道：
“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
“目前的危機並不是哪一邊——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勝利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他們的團結、自由和生活的問題。這問題不是雙方增減兵力或者斤斤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能解決的。懸於天平之上的不是黨權的問題，而是人權的問題。
“人民都時刻渴望這次無止無休的和談會有一些結果。但是，在每次勉強撮合的休戰談判之後，新的破裂又跟蹤而來。國共談判是不能得到最後答案的。最後的答案必須由中國人民來決定。”
她說，答案就是“正確地理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且在今天正確地運用它”，以儘快地建立聯合政府。
“民族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這個國家裡，有許多不同的政治見解。我們必須有一個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見的政府。
“民權主義在今天的意義是：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已經過去，憲政時期必須開始了。……”
像過去常做的那樣，她把主要重點放在民生主義上——群眾的經濟和社會需求，特別是農民的需求——她認為在中國這是最根本的。
“民生主義在今天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