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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對壓迫者的諷刺劇。國民黨向宋慶齡直接表示不滿，她就勸我們為了保證安全，停止公開演出。但我們繼續關起門來排練。
“宋慶齡常來看我們的演出，有時還來看彩排。實際上，她對什麼事情都非常仔細地檢查，甚至於會把孩子們的衣領翻下來，看看他們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乾淨了。
“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劇團的孩子們帶頭歡迎解放軍，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們是最早演出秧歌並且一直在偷偷排練的。他們揮舞著的旗幟、高舉著的標語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難於發現的地方製作的。”①
①宋慶齡著《為人民服務四十年》（1978年6月），載《中國福利會四十年》，輯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174—183頁。
這是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話說，“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像是一個就在上海市內的‘小解放區’”。
兒童劇團得到許多中外熱心人士的幫助，其中有中國福利基金會總幹事美國人傑拉爾德·譚寧邦，他本來是演員。
關於中福會在市區的工作，西爾維亞·坎貝爾（鮑威爾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飽含激情地說：
“我多麼希望你能看到我們在這裡做的工作。很難描述我們辦的這些家庭識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費醫療的隊伍、難民營。我們的群眾性識字班已經吸收了2，500名兒童，成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學。我們在1948年為43，000人提供了免費醫療。
“……我們正在舉辦‘三毛樂園會’。三毛是一個可愛的、中國漫畫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經歷了中國窮苦孩子所要經歷的一切苦難。他現已成了一個‘小先生’，而且我們正在用他進行一次籌款活動……”（1948年4月4日宋慶齡親自主持畫家張樂平的“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取得很好成績，會後她還專函向張表示鼓勵和感謝。）
以後，人們還將看到，所有這些本地的專案在解放後都仍然繼續下去，由公家撥給經費並且大大擴充了。在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的事業後來發展成中國最大的“少年宮”、規模很大的“婦幼保健院”和全國著名的“兒童藝術劇院”、中國第一座“兒童藝術劇場”。在這些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識字的孩子們中間，不少人成長為工程師、大學教育家、政府高階幹部和人民解放軍軍官。
中國福利基金會援助知識分子的款項，有的是就地募集的（如1947年舉辦中秋遊園會，收入4，000美元），有的是國外友人支援的（如當時在紐約的史沫特萊籌集了2，500美元）。用這些款項購備寒衣、營養品（如奶粉、為眾多結核病患者所需的魚肝油等）、藥品，按需要送給作家、藝術家和學術工作者，分配工作由他們自己組織的團體經手，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負責的香港民主文化事業基金會，葉聖陶、梅林等負責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杜國庫、侯外廬等負責的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還有中國木刻協會，中外文藝聯絡社等。
在“以工代賑”方面，蘇聯的塔斯通訊社給了及時的援助。它在上海正在進行一些文化交流專案，上海分社負責人弗拉基米爾·羅果夫和米哈伊·亞沙明免費向中國作家或翻譯家提供外文原版書，由他們從俄文或英文譯成中文後付給稿費，又從海參崴運紙來印刷出版中文版（當時上海紙張缺乏）。中國福利基金會設翻譯委員會來進行這一工作。
音樂劇《孟姜女》的演出是多文化的產物，還反映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創作這部以中國古代傳說中悲劇性人物為題材的音樂作品的是一個外國人，它的風格是中國式的而演奏的則是有各國人參加的上海市交響樂團。它的作曲兼導演阿龍·阿甫夏洛穆夫①出生在西伯利亞，從小喜歡那裡的華工們從家鄉帶去的樂曲和戲劇。他在瑞士上了音樂學院，後來命運把他帶到了中國。至今，音樂界還懷念這位中國現代音樂的開拓者之一，他的主要功績是呼籲中國作曲家們在學習了歐洲樂器和配器之後不要使他們的作品“西方化”（當時的時尚），而是要用他們學到的這些東西來表達和發展中國自己的音樂傳統。他的《孟姜女》就是他身體力行自己的主張的結果。1946年3月末，這部音樂劇（編劇姜椿芳）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在蘭心大戲院義演兩場，宋慶齡親自到場主持，併為全體演出人員頒發紀念章。義演收入達8，000美元。
①任德耀與本書作者的談話，1985年2月。
在戰後的上海，這也是宋美齡所聽的一部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