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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奇發大財。”
①同注30。
與此同時，那些真正有錢有勢的人不但受不到通貨膨脹的損失，還從中漁利，依然過著講排場、擺闊氣的奢華生活。坎貝爾信中談到她參加的一次婚禮和一次遊園會：“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多的鑽石和翡翠耳環！如果我們的團體（指中國福利基金會）有我在那裡看到的5副鑽石耳環，就足夠我們辦幾個醫院幾年的費用了。”
“看到綿延好幾英畝的景色宜人的草地，還有那些擺滿‘尊尼’名牌陳年蘇格蘭威士忌酒的餐桌，真是大開眼界！”
（十一）在上海為婦女、兒童、貧苦知識分子和未來而工作
內戰全面爆發以後，運送醫藥供應品去解放區的工作實際上已無法繼續進行（除非透過地下秘密渠道），所以宋慶齡和中國福利基金會把主要注意力轉向上海本市——為擠住在貧民窟裡的窮人工作。有些專案是為那裡的婦孺提供醫療保健，另外一些專案則為年紀大一些的、常被迫在街頭流浪的兒童提供識字教育和有意義的文娛活動，把新的思想、新的希望輸入他們的小小心靈。還向進步的作家和藝術家提供援助，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還受到政治迫害。除了向他們提供食品、衣服和藥品外，在可能條件下還為他們安排工作，包括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兒童劇團——中國第一個兒童劇團——寫作和演出兒童劇。
為婦女和兒童舉辦的專案，宋慶齡都積極參與並經常到現場去訪問。這些專案都辦得節約、有效。它們大部分都是在用金屬板搭蓋成的活動房屋裡進行的，這些活動房屋原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軍設計製作的，後來作為剩餘物資處理或贈給“聯總”等救濟團體。
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很少，但都有著為人民眼務的思想，其中有一些共產黨人——當然這個身份是不能公開的，否則便會送命。許多人是志願前來幫助工作的。多年後，宋慶齡總結這段時間在上海的工作：
“中國福利基金會也在上海為勞動人民及其子女開展了一些別的文化福利活動。它向國民黨的剝削、腐敗造成的飢餓、疾病和愚昧進行鬥爭。辦起了婦幼保健室，為那些無力上學的兒童舉辦識字班，培訓小學生當他們的‘小先生’。還辦了個兒童劇團，在那裡孩子們既是演員又當學員。設定了一個專門基金，來幫助被國民黨反動派迫害的進步的貧病作家、藝術家，使他們能從事創作而免除捱餓，從而也就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和文化專制。
“這些活動絕非‘慈善事業’，它們表現出解放區倡導的那種互助精神，這種精神灌注在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中，但是採取的做法卻適應了當時上海黑暗反動統治的環境。在這些事業中工作的人員，有忠誠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裡，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隊’成員，他們從小就學著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
“就是這樣，中國福利基金會和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採用各種方法為人民的勝利、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力量，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4月13日、5月14日、7月16日。
關於兒童劇團以及宋慶齡對它的關切，任德耀的回憶提供了很能說明問題的側面材料。任長期擔任這個劇團的團長並經常為它寫劇本和擔任導演。他說：
“1947年3月，宋慶齡覺得為上海的貧苦兒童光提供醫療和營養方面的服務是不夠的。這些孩子愚昧無知並受反動的社會環境的矇蔽，很需要精神食糧。所以她建議創辦一個兒童劇團，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蘇聯看到過並得到深刻印象的兒童劇團那樣。她找黃佐臨幫助（黃是中國著名的戲劇革新家，以演出英國肖伯納和德國布萊希特的劇作為世人矚目），黃把我推薦給宋——我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第一個演出的戲是根據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所作同名童話改編的《表》，是關於蘇聯建國初期街頭流浪兒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個蘇聯戲並且是一個由魯迅翻譯作品改編的戲，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國民黨的一次挑戰。張石流任導演，我任舞臺設計。我們不得不仰仗捐助來應付一切開支，使貧民區孩子們可以免費看戲——這是宋慶齡一直堅持的。
“為了挑選演員，我們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戲劇實驗學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裡找，後來在中福會自己辦的兒童福利站裡找。這不容易。在舊社會，演戲被認為是下等的職業，所以許多父母不同意讓孩子演戲。
“我們還表演解放區的秧歌劇如《兄妹開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