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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孫中山的一句話：‘行易知難’。我所看到的，證明中國人民是會‘行’的。我也看到，只須具備技術知識，我們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我們是會‘知’的。是的，我們對於人和自然的勝利是光榮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訴我這些勝利必須增加，並且不斷地增加。我們的人民，尤其是農村裡的人民，是窮苦的。我們需要住屋。我們需要醫藥照料和衛生裝置。我們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種種裝置，我們的人民需要無數的東西。
“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在鄉村裡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區的農民，看來要比新解放區的健康得多。他們有夠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潔。許多現象都說明，他們的生活比較舒服……這些人已經走上了進步之路。……我們必須保證每個人都能走上這進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農民的政治覺悟提高，我們可以向前推進得很快。各階層的人必須聯合起來向我們的革命目標奮鬥前進，這是唯一向前進步的道路。”①
①楊小佛1986年春在上海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1949年8月28日，宋慶齡抵達北京。她的到達不止是她個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國革命中兩條洪流的匯合——一條是由孫中山所發起並在晚年改變了導向的，另一條則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繼續高漲並走向勝利和社會主義新階段。這一匯合典型地體現在到車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佇列中。他們之中有：
勝利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黨最重耍的執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來；
老共產黨員林伯渠和董必武，他們早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就是他的追隨者，後來幫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國共統一戰線；
孫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難的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和詩人、散文家柳亞子，兩人都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在風暴頻仍的幾十年中堅持國共合作的主張，都是宋慶齡的同志；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現任領導人李濟深，他曾是國民黨重要將領，1927年站在反動派一邊，但現在贊同實行新的革命團結，並接受了歷史的判決——這一統一戰線只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已有74歲高齡的法學家沈鈞儒，他的個子不高、長髯飄拂，學識高深而精神堅強；
作家和學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軍中曾任宣傳科長，他代表左派知識分子；
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現任中共青年組織的領導人，是在革命的兩代人間非常合適的聯結紐帶；
最後，還有一群幼童捧著鮮花來歡迎她。他們來自“洛杉磯”保育院（抗戰時期設於延安，收容戰爭孤兒，由美國洛杉磯華僑響應宋慶齡號召捐款建立）。宋慶齡一貫關懷最新的一代——它代表著未來。
這一精心的安排富於戲劇性，卻又非常符合歷史的發展。
9月間，宋慶齡同周恩來、李濟深及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出席馮玉祥逝世一週年紀念大會。如果馮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經蘇回國途中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難，那末他此時一定也是在政治場合中的顯赫人物。他同李濟深一樣，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過一定作用，但後來加入了右翼陣營，試圖消滅左派。不過，在以後長期的民族危機中，他從經驗中終於認識到團結應該壓倒一切，並且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必須成為團結的核心。馮的遺孀李德全後任新中國的衛生部長。
這些人所得到的榮譽和地位顯示，國民黨方面的其他人如果願意同新中國共命運，歡迎的大門是敞開著的。後來果然有不少人這樣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佈為戰犯，但一旦改變了立場，“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來等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籌備委員會全體會議。她在會上的講話中回憶孫中山：
“二十四年前，孫中山把他衷心的願望遺下給我們，要我們和中國唯一的友人蘇聯親密合作。我們一定都記得，他曾怎樣歡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熱烈地主張和中國共產黨合作。二十四年後的今天，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標，終於在今天實現了。這一次不會再倒退了……
“中蘇友誼和大西洋公約，以及所謂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礎上的。……中蘇友誼……意味著建設與互助，這樣來醫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留下的創傷，建立人民經濟。中蘇兩國在戰爭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