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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這封及以後的信裡，她還談到了一些有關她自己生活的瑣事。有一次，她說，由於眼病，醫生禁止她在一個月內看書寫字。“但你知道，當人們看到有那麼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時，這是多麼難以做到！”
當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醫生那裡看完病之後，她滿懷深情地給格雷斯寫信：“……這位眼科專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對馬克斯·格蘭尼奇的暱稱）在多年前曾住過的那一幢大樓裡。我的心裡頓時想起了你和許多往事，我沒有先到那位眼科醫生那裡，而是多上了一層樓，到你們當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現在在我外出時陪伴我的孩子們（指她作為國家副主席的警衛員）對我這種‘心不在焉’的樣子，覺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我的好朋友在這兒住過，當年我常常來這裡渡過一些珍貴的時光，在這裡我能自由地說話並且感到‘不孤獨’。”
她以無比自傲告訴格蘭尼奇夫婦，中國福利會為上海勞動婦女和兒童的服務工作已有很大發展：
“你們如果能來訪問我們的中國福利會所屬的一些單位，一定會感到很愉快。我們的託兒所、幼兒園、少年宮、兒童藝術劇院和婦幼保健院——工廠女工在懷孕期在這裡得到最好的指導和照顧。我們的工作在進步。外國訪問者在參觀後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幾位英國客人說，在英格蘭也沒有這樣好的託兒所。臉頰紅撲撲的孩子們見到這些外國陌生人時現在一點也不害羞了，跑過去擁抱他們——過去他們會一面喊著‘外國人！’一面逃開去——而且這些孩子現在又是多麼愛勞動和有獨立性。是呀，我們必須在他們年紀小的時候就訓練他們。”
在1955—1956年出訪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之前，她給格雷斯寫通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準備一大堆服裝……我非常討厭，因為我對穿著已經毫無興趣。過去五年裡我一直穿制服，身體已經全方位地膨脹起來……想到要穿‘緊身衣’真讓我嚇壞了！我真希望我能就這樣穿著制服去！”
很顯然，她喜歡解放初期在衣著方面那種樸素的風氣。但她一直未能見到格蘭尼奇夫婦，直至1970年（其中情況將在下一章敘述）。
對於那些從中國回去後受到麥卡錫主義①迫害的美國友人，她盡力給以幫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進步青年，40年代在美國史迪威將軍麾下服役時認識了宋慶齡。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他曾短期派駐延安，發回的報告被赫爾利大使認為過分說延安的好話，因此被遣國美國。他在夏威夷成為工會積極分子並出版友翼報紙《火奴魯魯紀事報》。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審。宋慶齡把一件傳家寶——她母親的一套錦緞繡花結婚禮服送給有吉幸治的親屬，以便變賣後得款進行訴訟（有吉的親屬沒有變賣而是留作寶貴的紀念，並在1981年10月送還中國）。②
①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1908…1957），美國參議員，共和黨人，50年代初因駭人聽聞地而又未經證實地指控共產黨在高階政府機構中進行顛覆活動而橫行一時，1954年12月參議院透過決議，正式譴責他的不適當行為，從而結束了麥卡錫主義時代。——譯者
②請參看本書第三章。這套禮服是由美國人瑪格麗特·斯坦利女士帶回中國的。這位美國護士在二次大戰期間曾參加“公誼救護隊”來華，在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和“洛杉磯保育院”工作，這兩處都是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會前身）資助辦理的。
她積極支援為約翰·鮑威爾和他的妻子西爾維亞以及他們的同事舒子章辯護的活動。鮑威爾從他父親手裡接辦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英文）；西爾維亞（孃家姓坎貝爾）曾在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舒子章曾經當過兵，學過中文，40年代後期作為記者回到中國工作。按美國官方偵查用語來說，這三個人都不屬於“共產黨員或曾一度為共產黨員”之列。但他們從親身經歷中對國民黨感到厭惡，因此對中國的革命表示歡迎。他們的《密勒氏評論報》一直辦到1953年他們返回美國之前。
回到美國，他們被控煽動罪，因為《密勒氏評論報》公開反對在朝鮮戰爭中美國的政策，發表在朝美國戰俘的訊息（戰俘們的家屬讚賞他們這麼做，但華盛頓不喜歡），並且認為美國確實在這場衝突中試用了細菌戰，而對這一切他們三人要負責任。人們應該會想到，他們返回美國（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