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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於自己的細菌戰研究。為此日的，在二戰結束後使日本細菌戰專家免於犯有戰爭罪行的指控。在這方面值得特別重視的是多年鑽研這一問題的約翰·鮑威爾的著作（他因公開報道這一問題而在美國法庭被控煽動暴亂罪嫌受審）。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細菌戰：美國對一項戰爭罪行的掩蓋》（載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號）、《歷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載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號）、《人作豚鼠》（載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脫節有時使公眾不明真相》（載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號）。鮑威爾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擊者的證詞證明，美國駐日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批准石井四郎中將和他的細菌戰部隊（731部隊）免予戰爭罪行的控訴，交換條件是他把資料和技術提供給美方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別是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要塞進行的研究），並稍後在朝鮮戰爭中進行實地試驗。在80年代，在日本也發表了有確鑿根據的詳盡報道並有專著出版。
宋慶齡不只是譴責。她還提出，細菌戰和化學戰應該連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西歐各國、德國和日本人民）為了他們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應該為此而努力。①
①參見《宋慶齡選集》，第303—307頁。
但是，也就是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人和中國人正猛烈廝殺的時候，她仍試圖保持同美國人民聯絡的紐帶並建立聯絡的橋樑。
1952年亞太和會的籌備工作在北京進行時，她對美國人民熱情地呼籲，希望他們參加：
“我們誠懇地希望美國人民能夠派遣一個很大的代表團出席和平會議。美國人民是一個太平洋國家的成員，他們熱切地關心我們所決定的問題；他們也確實能夠作出貢獻。會議將使他們有機會了解世界的這個地區在想些什麼。已經有人用他們的名義做出了許多可怕的事情。……他們也應該瞭解亞洲及太平洋各國人民把他們和進行這些行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開的……
“我們要向他們保證，我們或任何人民掌握政權的國家，都不會威脅他們或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要美國人民知道，我們各國人民有許多理由應該合作……
“我們這些亞洲及太平洋國家人民要和美國人民一道來答覆這個問題：‘在朝鮮、越南和馬來亞進行戰爭、訂立把別的國家當做殖民地的片面條約、重整軍備、限制貿易和文化交流——這一切究竟使誰發了財？’……
“換言之，我們和他們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面對著一個共同的敵人，一小撮靠戰爭發財的惡人。……亞洲及太平洋各國人民把美國人民看做一個盟友，看做一個非常重要的盟友……我們希望他們和我們一道締造和平……”①
①《為亞洲、太平洋區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奮鬥——為〈人民中國〉而作》（1952年7月31日），載《宋慶齡選集》，第308—314頁。
這段時期，在她的中國福利會任職的美國人譚寧邦和西爾維亞·坎貝爾繼續照常工作。1952年，她還克服了許多困難，把老友耿麗淑從紐約請回上海，擔任中國福利會顧問，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後，詞以前一樣，她急切地盼望馬克斯和格雷斯·格蘭尼奇夫婦（抗戰前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的老同事）能夠回到中國來。她在1951年5月12日寫給他們的信顯示出她在新中國政府中的高位並沒有使她對老友們的友情冷淡下來，儘管由於朝鮮戰爭他們之間的通訊曾一度中斷。她在信中寫道：“我看只要存在緊張局勢，情況就會總是這樣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們遇到困難的根源。不管怎樣，有一點你們必須記住：在你們的朋友這邊，沒有音信並不是因為缺乏忠誠和友愛。她太瞭解你們了。是的，蘇西②是這樣的，你們對她永遠不應該懷疑。”③她像通常那樣在信裡談到了一些舊友們的近況，還談到她新創辦的刊物《中國建設》，她希望格蘭尼奇夫婦能參加這個工作，但始終未能實現。
①老哈利指美國總統哈利·杜魯門。——譯者
②蘇西是宋慶齡青年時用過、後來對老朋友們仍用的名字。——譯者
③宋慶齡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