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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1973年9月1日。
“我覺得我們必須教育這個友協的會員們更深刻地相互瞭解，這樣才能在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使友誼長存……大多數友好團體的一個缺點是……僅僅介紹變化了的中國的表面現象，而不去著重說明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這些變化又是怎樣發生的。”
她還希望友協的工作能開展得更廣泛些：
“……在擴大和加深工作範圍方面，應該把眼光放開。除了中國的朋友、學者、醫生、律師、工會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士（他們都有代表訪問過中國），還有工商界……”
在重慶時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將軍副官的美籍華裔理查德·楊（楊孟東）（前面第十六章中已敘述過他）恢復了接觸。在隔了很長一段時期之後，楊又給宋來信，她高興地回覆道：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帕洛阿爾託市理查德·楊，1976年7月1日。
“我又重新同你恢復了聯絡，真不知道有多高興！27年來我一直在想，你到哪兒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聽你的地址。知道維維恩（楊的第一個妻子）已去世，很難過……你的結婚照，用象牙鏡框鑲著，這些年裡一直放在我的壁爐架上……我常呆呆地看著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見！
“生活大變樣了。艱難和緊張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記，除了腰身和白髮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個好日子裡你會來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來所發生的驚人變化。”
部分地由於楊的薦介，她同以前沒有見過面的史迪威將軍的兩個女兒結識。她們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倫夫人。這兩姐妹都是在中國長大的、能流利地說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