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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慶齡致美國文森特·希恩，1974年10月27日。
②宋慶齡致美國黛安娜·希恩，1974年12月25日。
“我一直不知道傑米病得這樣重……這訊息使我十分震驚……我在想念著你們，雖然我無法飛去看你們。”
接著，在1975年4月給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勵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動手寫你的書（黛安娜曾告訴宋，她打算寫作），對你的精神就越有好處。真的，你一定要寫一寫你的中國之行，乘現在印象還很新鮮的時候。”①
①同上，1975年4月29日。
對宋慶齡來說，她的朋友——不論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對她的祖國和她的事業（中國和中國革命）持積極態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當時中國由於外來的敵對壓力、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如“大躍進”）處於暫時困難時期、她自己在這段時間裡身體不好（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當我們的革命鬥爭極端艱苦時……生活高度緊張的後遺症”），她在給埃德加·斯諾的一封信①中說：
①宋慶齡致斯諾，北京，1960年11月3日。
“……但如果我必須重頭再做一遍的話，我仍會按同樣的路子生活，因為落後的東西自己是不會消失的，而必須用劇烈的鬥爭去清除”
她接著用一種提意見的方式補充道；
“……你已親自見到我們新生活的許多情況，還有我國人民現在為自己和別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勁頭。……要把這些情況告訴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公眾。我知道你會碰到某些問題和困難
“既要寫目前，也要寫遠景。生命是短暫的，但歷史是恆久的。而歷史肯定地是在走向人民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
以這樣一種樂觀主義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見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當年都還年輕、而今都上了年紀——時，她很快活，甚至很輕鬆。
在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進步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他了解中國，看清楚中國將選擇什麼樣的前途，並且敦促美國在處理它同中國的關係時要著眼於未來的中國而不是過去的中國。就因為這些，他成了犧牲品，被趕出國務院。但現在他的遠見贏得了人們對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訪中國，1975年再度來訪——這一次是同前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抗戰時期由羅斯福總統和史迪威將軍派遣）的老組員一起來的。他在北京時，正好曼尼·格蘭尼奇也在，宋慶齡風趣地談到他們：“我已經見到過謝偉思了。他的頭髮全白了，三十年的時間當然要把一個小夥子變成一個老頭子。女人也一樣……不過曼尼·格蘭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過去還更年輕，臉色紅紅的，兩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點駝背了。也許他的新夫人對他照顧得很周到，她名叫伯莎。”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北京，1975年5月6日。
她也很高興地同另一位重慶時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關於這位碼頭工人出身的工會組織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慶齡的關係，在第十八章中已經敘述。）有吉不懈地為促進美中人民的友好聯絡而努力，成為美中人民友好協會的創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諾一樣的病），仍奮力工作，再度來華訪問並會見宋慶齡。1976年，他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在比較新一點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復交往後同宋的關係變得更親密起來，其中就有傑出的耳外科醫生薩纓爾·羅森和他的夫人海倫。羅森夫婦都是進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協創始人並且成為開展美中醫學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們最初結識是在60年代，尼克松訪華後他們頻繁訪華，所以她常能見到他們並保持通訊關係。羅森醫生年紀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後期去世。宋慶齡對這兩位友人的去世都表示了誠摯的哀悼。
美中友協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許多地方（包括她念過書的南方）建立起分支機構，使宋慶齡感到很高興，但同時又為這個組織內部的嚴重分裂而苦惱——常常兩邊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識的人，如羅森夫婦和韓丁（威廉·欣頓）是一派而有吉幸治則是另一派。這些情況反映出美國“新左派”中存在著同樣的分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時期中國的“派仗”的影響。當有人問起宋慶齡的意見時，她總是贊成團結。
在這個問題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①中曾談到美中友協希望在它成立五週年時她能給他們發一篇賀詞去。她接著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