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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備受打擊。一是她很喜歡的一位有才華的表妹、二舅倪錫純的長女倪吉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殺。這個表妹全家被掃地出門，擠住在一個汽車間裡，自已被作為“管制分子”強迫勞動，不堪凌屏。訊息傳來，她內心極感悲憤。二是她最喜歡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為之傷心落淚。她為了要往美國發一個唁電，還得請周恩來和鄧穎超幫忙獲得特許——在那段緊張的時期，事情就是這樣的。①
①本段據本書作者對宋慶齡身邊工作人員的訪問。
＇1970年＇
1970年，《年譜》的記載只有兩條，一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檢閱，二是接受保加利亞新任大使遞交的國書。
在給格蘭尼奇的信中①，她還是表現出一種認為整個形勢令人鼓舞的語調：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美國格雷斯·格蘭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們也在這裡，可以親眼目睹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國通訊》中，你們可以……隨時有所瞭解。不幸的是，她已84歲了，身體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繼續這項極有益的工作了……”
關於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離開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現已回家休息。”離開這座家鄉城市那麼長時間當然不是她自己願意的。
她寫到在北京的朋友、來往的減少和慣常生活的中斷，字裡行間也隱含著對北京現狀的批評：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為他不能到處跑（為寫作收集材料）。他也在發面板病……馬海德生了肺炎，現正在康復。雖然我們都住在同一座城市裡，我已經有好多年沒見到他們了。
附記：2月6日是春節，但我們現在不過這些節了。”
＇悼念斯特朗＇
宋慶齡這封信是1月底寫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邁停止了工作。3月29日，這位戰鬥一生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慶齡的歷史最長的聯絡外國革命的紐帶之一折斷了。斯特朗最後一次住院時，宋慶齡想起她所最喜愛的花，並把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邊。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後，她們見面很少，遇到節日或其他事情互致問候時，信的開頭總是稱呼“親愛的宋慶齡同志”和“親愛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稱呼“親愛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對其他老朋友親熱地叫人綽號。可能由於斯特朗個性太強並且總喜歡對別人發號施令，也可能由於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職業本能”總想把她所聽到的所有訊息都報道出去，在宋慶齡同她長期相識的過程中，發生過某些意見相左的情況。但她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很深、很牢固的，她們相互對對方本質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點是宋慶齡從來沒有懷疑過的，那就是斯特朗為人的正直。據說，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澤東為斯特朗向莫斯科說情，因為她被扣上“間諜”帽子抓起來關了幾天之後被驅逐出境了。“為什麼對斯特朗這樣做？她是個好人，對中國和其他地方做了許多好事。她是一個有信念的馬克思主義者。”——據說宋曾這樣對毛說。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宋慶齡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給斯特朗的信簡顯示出對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國通訊》宋每期必讀，很讚賞並向海外友人推薦。她去世時，宋著文頌揚。在回憶她時，宋慶齡不可能不想到她們那些在30年代後期蘇聯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倫將軍、博戈莫洛夫等，還有鮑羅廷，這位1923年來華任孫中山顧問並參與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的蘇共老黨員，他是1949年初與斯特朗差不多同時被捕的，但他沒有像斯特朗那樣“幸運”（加上罪名、驅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監獄，兩年後死去。宋慶齡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譴責、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們未來的命運會是什麼呢？蘇聯在共產黨掌權這麼久之後卻發生瞭如此致人於死地並且又是如此大規模的鎮壓，而中國則避免了這種情況，這一直是值得我們黨和國家為之驕傲的事情——但現在還能這麼看嗎？
後來，她寫了《斯特朗的名字永遠留在中國人民心裡》①一文，這是她對這位美國友人蓋棺論定式的最後評價：
①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原稿時間註明為1981年2月。此文後用作《斯特朗在中國》一書的序言，該書198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