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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了（該報由美國共產黨出版，後被認為是修正主義而不能在中國發行），覺得若有所失。”
她為遲遲未覆通道歉，並解釋說：
“……在這場鬧哄哄的文化運動中，你們的新地址我夾在一本書裡，找了許久，今天才找到……”（這說明她有些東西已收起來了或者被弄亂了。）
儘管遇到麻煩和限制，她對這場運動的廣泛意義仍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
“……我擔負了更多的對我並不適合的那種職責。時局發展得很快，要求不斷學習以跟上形勢。失眠症和關節炎是我想要做點事的兩大障礙。但我還是盡了最大努力緊跟，我不敢落在後面。
“這裡正在發生的事情不但將改變我國人民，還會改變世界的其他地方。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偉大勝利。他無疑是馬克思和列寧之後最偉大的人物。”
她以熱烈的心情談到美國1968年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廣泛參加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示威以及黑人群眾的奮起：
“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興，一向反動的南方各州也捲進了這一偉大的洗禮。”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麻省特魯洛市格蘭尼奇夫婦，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譜》的記載仍然極少，只有她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以及她個人所做的一件關心後輩的事——在知道楊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後，又把自己手頭的一套請她的助手帶到上海，作為禮物送給他。
實際上，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極富戲劇性的。
總的氣氛是備戰。美國侵越正向中國南部邊境迫近，在北部邊境則同蘇聯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準備對付來自任何一方或者雙方的進攻，甚至核攻擊。在僻遠的內地山區建起了新的工業。全國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宮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於隱蔽和疏散。多餘的和被懷疑為不可靠的人都得離開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關於這種情況，宋慶齡寫道：
“甚至孩子們也都在忙著備戰工作。戰爭要是打起來，我們是不會措手不及的。蘇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話，‘上帝要誰毀滅就先讓他瘋狂。’我們的孩子們都到農村去工作和學習了，和農民同吃同住。他們長大後不會變修、也不會沾染資產階級思想。農村生活使他們經受了鍛鍊。”①
①宋慶齡致格蘭尼奇夫婦。
她認為當時確實存在戰爭的危險，備戰是必要的（備戰工作是防禦性的，儘管當時中國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譴責為“好鬥”）。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勢力加緊控制中國的政治，他們把所認為的國家面臨的危險作為消滅異己的藉口。
這在確定哪些人應該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問題上經常表現出來，因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認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種戰前的預防性措施。從廖夢醒給宋慶齡的信中可以看到一個辛辣的例項。廖夢醒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女兒，一位忠誠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人，但她卻被極左分子劃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類。廖給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樣用“親愛的叔婆”開頭，接著寫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兒去。……我被劃入‘老弱病殘’一類，將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東西清理出來……到了新的住處我會寫信給您。上海也是一個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將來會有一個愉快的新家，頤養天年……不管我到那裡，我都會想念您……”①
①廖夢醒致宋慶齡，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寫的。
廖夢醒這時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單位全國婦聯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軟禁起來，使她備受折磨。她告訴宋慶齡：“我有沒有對您說過，我家那扇離我居室最近的後門被釘死鎖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家，兩手常常顫抖……我相信我們之間來往的信有幾封丟失了……只要能寫，我會繼續給您寫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無法表達……”在收到宋的回信後，她又寫道：“這麼久聽不到您的訊息，老在盼您的信，現在總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興……”①這兩封信都不是透過郵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慶齡的親屬中還發生了兩起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