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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孫中山在言論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來改善中國農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曾向李鴻章建議社會與經濟的改革。在1911年，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登在日內瓦《社會主義者》報上，其中他說，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基礎就是土地革命。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標之一。凡是他所計劃的，都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他還要廖仲愷對農民和工人問題作更深刻的研究。
“孫中山奮鬥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幾年，這些人民革命的計劃才開始獲得成果。我清楚地記得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
“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並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
“這些年來，他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但是現在人們又講什麼新近的外來影響了。當俄國還在沙皇鐵蹄之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倡導中國土地革命了。難道他是外國陰謀的工具嗎？”
這是對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擊！
這篇宣告發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國民網》報上。這是由雷娜·普羅梅負責編印的該報最後一期，但被沒收。此後，這篇義正辭嚴的宣告就以傳單的形式散發。
毫無疑問，武漢的反革命行動能同上海一樣輕而易舉地實現，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軟弱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意見相互矛盾。同國民黨聯盟無疑有利於進步——逐步消滅北洋軍閥的勢力，同時也就給帝國主義以打擊，併為群眾運動的發展開闢道路。但由此產生了過多的幻想。對勝利說得過多，對危險的訊號不加重視，對同國民黨的聯盟依賴過久。認為武漢的政客和軍人不會重演蔣介石那樣的徹底背叛，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導致上海悲劇的重演。武漢地區的血腥屠殺甚至比蔣介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的叛徒們對群眾運動遺留下來的任何東西是如此痛恨、要給“下等人”一個教訓的慾望是如此強烈，他們竟在街上把數以百計的人力車伕濫行槍殺，僅僅因為在革命中他們膽敢成立了一個工會。國短頭髮的姑娘被抓起來殺掉，“罪證”只有一條：留短頭髮最初是由革命的婦女興起來的，但誰知道誰是帶頭的、誰是隨從的，乾脆都殺掉最保險！文森特·希恩寫了這樣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認識的一個受過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這樣被殺的婦女之一，她被開膛破肚，把腸子繞到她身上，然後讓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
據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記述，在6月底，“當國民黨同共產黨分裂的可能性正在變成現實的時候，宋慶齡顯然決定要去莫斯科。”她寫道，就在這個時候，鮑羅廷建議她去教宋慶齡俄文，這是宋曾要求過的。但她沒有來得及開始上課，因為兩週時間內他們都離開了武漢。
去蘇聯的事可能是鮑羅廷向宋慶齡建議的，也可能是宋請鮑安排的。在早些時候，她曾解釋道，這是因為孫中山過雲曾想去訪問蘇聯。（據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時期，孫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廣州的可能，曾考慮了幾個去向，後來選定蘇聯。）
據一位蘇聯人的回憶錄，在宋慶齡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鮑羅廷被迫離華時救過他的命。原蘇聯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寫道，“鮑羅廷從武漢上了牯嶺（廬山主峰），宋子文來看他，建議他從上海走。宋慶齡勸他絕不要聽宋子文的話，從而救了他。”①鮑羅廷後來是走的陸路，取道洛陽，最後經蒙古返回蘇聯。就在他離開武漢的當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慶齡的寓所被軍隊闖入搜尋。
①《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宣告》（1927年7月14日於漢口），載《為新中國奮鬥》，第3—7頁。
章克曾同鮑羅廷等人一道進行這次透過戈壁沙漠的汽車長途旅行。他記述了鮑羅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義的談話。有一天，在休息時因為蚊子太多無法睡覺，又無事可做，只有聊天。鮑羅廷認為自己在中國所犯的最大錯誤，“是在這樣長的時間裡相信蔣介石。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看起來是這樣聽話、這樣順從、這樣謙虛！”①
①切列潘諾夫著書，第590頁。
人們真該提防那些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