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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次訪問蘇聯，是為了向蘇聯人民致謝，感謝你們給予中國革命的幫助。……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反動時期。革命的聯合戰線已經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開小差，還有人完全歪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真義。成百萬個有組織的農民，卻根據國民黨的宗旨，為了實現‘耕者有其田’，參加了鬥爭。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誰反對土地革命，反對千千萬萬農民獲得經濟解放，誰就站在反革命陣營那邊。”
這段話顯示她對農民運動的看法同毛澤東稍早時候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表述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她不像有些“國民黨左派”那樣對農民運動有一種出自階級根源的恐懼，也不像當時共產黨領導人、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那樣深怕由此造成分裂。
她著重指出，今天的反動派是昨天的“革命領袖”。
“幾個月以前，廣大的長江中部地區還是為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中心，但今天已經落入反革命分子的手中。那些以前被群眾信任為國民革命領袖的人物，現在卻領導著這個可恥的反革命，這對於中國來說，確是莫大的汙辱。
“……所以我這次訪問蘇聯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明瞭，那些盤踞在長江流域的人，雖然自命為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但他們並不能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也不能代表中國的革命群眾。”
她堅信革命將取得勝利：
“在革命旗幟的掩護下，新的封建軍閥背叛了革命而抬了頭……在表面的混亂下，存在著一股根深蒂固的、堅強地組織起來的、不可征服的革命力量，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
最後，她又像常作的那樣，把話回到她已故的丈夫：
“孫中山去世了，在去世以前，他竟未及實現他的一個最珍愛的願望——親自到莫斯科與中國的堅強的革命友人們會談……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訪問莫斯科……”
（二）在莫斯科：鼓舞和困擾
在蘇聯首都，宋慶齡被安排住在豪華的“糖宮”——過去俄國糖業鉅子的宅第。蘇聯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供國賓和少數高階官員居住。它的大理石鑲嵌和鍍金工程是如此富麗堂皇，就連在芝加哥有錢人家養大的雷娜·普羅梅也說，她在那裡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在下房呆慣了的廚子從正門進了上房”。（儘管慶齡沮喪地說過，某些基本的衛生供應品這裡卻付諸闕如。）
同住在這所宅子裡的有李維諾夫和他的英國夫人艾維，還有哥倫泰夫人。孫中山在早年流亡時期的舊友。現在蘇聯外交事務的負責人格奧爾基·齊契林在這裡設宴款待宋慶齡和陳友仁，陪客中有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他以深刻揭露戰爭罪惡的小說《火線》享譽國際，以後像宋慶齡一樣，成為反帝、反法西斯、反戰的積極分子。）
在宋慶齡到達後不久，文森特·希恩也到了莫斯科。關於他到“糖宮”去找宋慶齡的經過，他曾有過一段有趣的、幻想式的描述。他說，在“糖宮”那佈滿走廊和廳堂的迷魂陣裡，他最初撞進了艾維·李維諾夫的房間，艾維“強徵”他同她一起在一架大鋼琴上演奏兩重奏，最後，“我被引進……孫夫人住的房間。同其他大得出奇的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樣，這個房間也是非常開闊的，宋慶齡站在中間看去就像一個孩子。她多年來第一次作歐式打扮，因為穿著短裙而顯得似乎不自在，但短裙確實使她看上去像個15歲的姑娘。她的形貌同她的命運之間的對照任何時候都是強烈的，但最強烈的要算那個晚上了。”①
①《在莫斯科發表的宣告》（1927年9月6日），載《為新中國奮鬥》，第14—16頁。
希思關於宋慶齡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憶是在另一個晚上到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蘇聯作曲家賴因霍爾德·格利爾創作的芭蕾舞劇《紅罌粟花》。這件事在陳思蘭的回憶錄中也寫到過。看來中國客人們並不很喜歡這個舞劇——雖然它是獻給中國革命的——因為劇中的中國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蘇聯海員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種家長式統治的態度寫得頭腦簡單、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書，第268頁。陳思蘭書第95—96頁上有關於這次宴會及在“糖宮”的其他活動的敘述。以後“糖宮”曾有幾年租給美國駐蘇大使館。
希恩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宋慶齡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正片之前臨時放映了她到達莫斯科的新聞片，大家都轉過頭來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覺得非常不安，把手裡的一塊手帕都撕爛了，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