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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除非被壓迫的貧苦大眾以及代表他們的共產黨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這個條件在當時還不具備。由此看來，當時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是沒有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發展這樣的武裝力量。
必須想到，那個“鮑羅廷”當然不僅僅是鮑羅廷本人，他還代表他的上級。而他的影響力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個“顧問”，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夠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夠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時候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而中國共產黨儘管發展迅速——從1924年的約500人發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終究只有六年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難論辯說，如果不犯錯誤，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獲得徹底的勝利。當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發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損失則大大減少，這是能夠做得到的。
後來，毛澤東這樣總結道：
“1924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1926年至1927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鬥爭。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國民黨當局的叛賣性的反人民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所破壞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被看成了仇敵，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這樣，背信棄義地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一個突然的襲擊；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從此以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接著，毛澤東以對革命的忠誠和信念寫下了以下的名言：
“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他們高舉起革命的大旗，舉行了武裝的抵抗，在中國的廣大區域內，組織了人民的政府，實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人民的軍隊——中國紅軍，儲存和發展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國民黨反動分子所拋棄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由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繼承下來了。”①
①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138頁。
宋慶齡就是這些不屈服者中的一個。他們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她雖然不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她的心是同那些在戰場上的人在一起的。她將在她所擔負的那一部分戰線上奮力戰鬥。在將要來臨的黑暗的日子裡，許多人將注視著她所屹立的地方，從而汲取新的勇氣。章（參看注15）。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武漢政府1927年7月叛變革命之後，宋慶齡經過同鮑羅廷、陳友仁和鄧演達商量，決定去莫斯科。
這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是“出逃”。她可以安安靜靜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裡，她的親屬早就這樣勸過她。如果出國，她也可以選擇某個西方國家，宋家的人會非常樂意負擔她的全部費用。
相反，她卻選擇了蘇聯。這是有意地、鮮明地反抗那些借國民黨之名、行背反孫中山三大政策之實的那些人。她作出這一選擇的精神決定了她以後的整個人生，也為此後中國革命的天翻地覆的變化並在22年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勝利作出了貢獻。
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久前在國民黨得勢的地區以及稍後武漢政府控制的地區都是公開宣佈的。但現在在中國，三大政策的談論只能在地下或者在發生新的革命起義的小塊僻遠地區進行了。
蘇聯已成為唯一的地方，從那裡可以大聲宣揚三大政策，給那些在濺滿鮮血的中國土地上重新組織起來的劫餘的革命力量以鼓勵和宣傳。此外，由於三大政策是孫中山革命一生的總結，而那些背叛者又自稱是孫的繼承人，所以使人們看到孫中山的年輕的遺孀和最親密的伴侶站在捍衛孫中山遺教的隊伍前列，將像一道政治上的閃電，使人震動。
在那些嚴酷的、充滿暴風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