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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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弱，但精神和意志有強大的力量，特別在堅持原則這一點上。他同孫中山和契河夫一樣，早年學醫；在革命的堅決性方面，他可以同孫中山相比，而在文字的精煉方面則可以同契可夫相比。中國青年特別熱愛和敬重他，他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徵，而且不限於文學方面。他以最深沉的感情撰文悼念在中國反動派屠刀下犧牲的無數青年。他無畏地公開與白色恐怖相對抗。（他曾在參加一次抗議集會時，出門不帶鑰匙，表示不打算活著回家的決心。）他以犀利的諷刺，無情地撕去舊中國“吃人的社會”中種種封建偽善的假面具。他懷著喜悅的心情，歡呼中國紅軍的奮鬥所帶來的黎明。他對外國和國內的法西斯（他常把兩者聯絡在一起）極為憤恨。除了參加在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對希特勒暴行的抗議外，他在《華德保粹優劣論》、《華德焚書異同論》①等雜文中都對之痛加鞭撻。在救國運動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宋慶齡曾回憶說，“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②她把準時作為一項很重要的優良品德。她自己努力做到，對那些所謂名人經常遲到、讓“無名小卒”們苦等的作法最為痛恨。

①兩文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準風月談》。

②宋慶齡著《追憶魯迅先生），載《魯迅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

這一年的6月間，在救國運動的初期，醫生就已診斷出魯迅的病情嚴重。宋慶齡試圖說服他接受去蘇聯療養的邀請，給他寫了一封充滿熱情的信：①

①《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48頁上有此信手跡。信的日期為1936年6月5日。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儲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她寫這封信時自己也在住院。她患了闌尾炎，又耽誤了一段時間，所以在醫院住了六個星期。她是在醫院裡聽史沫特萊說才知道魯迅病重的。她舉自己延誤割治為例，接著說：“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為你耽憂著、感覺著極度不安的朋友們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她在信首稱魯迅為“同志”，這在她是最高貴的字眼了。

但沒有人能夠勸說魯迅在祖國危難的時候離開。他逝世時年僅55歲。他的死正如他的生一樣，成為救國運動的戰鬥號召。

在魯迅去世的當天，宋慶齡就在魯迅寓所同他的遺孀許廣平、兄弟周建人、密友和文學同行馮雪峰（他也是上海地下黨代表）一起商量喪事的辦理。在場的還有兩位著名文學家——劇作家曹禹和小說家巴金。大家決定在萬國殯儀館盛殮，在萬國公墓安葬。馮雪峰等地下共產黨人不能在公開場合露面，所以宋慶齡不僅擔任治喪委員會主席，並且親自前往選擇墓地、償付費用並參加守靈。

一萬人參加了為魯迅送葬的行列。工人、教師、學生、婦女排成整齊的隊伍，高舉橫幅，齊唱救亡歌曲。宋慶齡像她為雷娜·普羅梅及楊杏佛送葬時那樣，在最前列步行。在墓地，她在悼詞中說：

“魯迅先生是革命的戰士，我們要承繼他戰士的精神，繼續他革命的任務！我們要遵著他的路，繼續他打倒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解放運動！”①

①《在魯迅追悼會上的講話》，原載《救亡情報》第24期，1936年11月1日出版。

她這些話同孫中山遺囑中的話相似。這決非出於偶然，因為這是同一場戰鬥。

安葬後，她又跟著群眾步行回去。如通常那樣，她自始至終同群眾在一起不僅是為了鮮明地表示她的立場，又是為了保護群眾，因為當局曾策劃用暴力來破壞這次葬禮。①

①本段參考了黃源著《宋慶齡與魯迅》一文，載《宋慶齡紀念集》，第178—182頁。

（五）救國會“七君子”案

當統一戰線在許多層次逐漸形成的時候，執政的國民黨仍然頑固地反對。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1936年6月1日成立後越來越積極地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對之十分惱火，於11月23日凌晨將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導人秘密逮捕，不久解往蘇州關押起訴。這就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案。當時日本人還造謠說，救國會理事宋慶齡也被拘留。這很可能是給國民黨和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的一個暗示，要他們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