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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植”。
沉醉自己為戴笠設計了一個使宋慶齡“發生車禍”的計劃。他從上海大流氓頭子、鴉片大王杜月笙那裡借來一部特別加固的汽車，準備用它去撞來的座車，為此還進行了“演習”。他們的設想是使宋受傷致殘，最好是使她頭部重傷，永遠不再能思維和說話。沉醉自告奮勇，願意自己去開車撞擊，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戴笠稱讚他的“忠心”，並告訴他不用擔心法國人會抓他去坐牢（“車禍”預定在法租界“發生”），會有辦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還單獨請沉醉吃飯，進一步商討了行動細節，但這個計劃一拖再拖，最後被取消了。其間戴笠一再追問他，是否有把握使來致殘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會引發一場全國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很顯然，是蔣介石最後把這個計劃擱置起來的——因為他還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己保持清白。
（八）抗議納粹暴行——同蕭伯納談話——反戰大會
在這段時期內，宋慶齡的國際性活動除營救牛蘭夫婦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即；抗議德國的法西斯恐怖，同蕭伯納的談話以及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反戰大會中發揮領導作用。
法西斯主義從一出現起就為宋慶齡所厭惡。在20年代，反對中國革命的外國反動分子就自稱“上海法西斯蒂”。蔣介石請德國的軍官和警官來充當他打內戰和“反顛覆”的顧問，還請來了一個義大利空軍代表團。現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隊和希特勒的褐衫隊，組織起自己的“藍衣社”。另一方面，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給中國受困的進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在柏林掌權、這些德國友人自己成為犧牲品時，宋慶齡和她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事魯迅、楊杏佛、史沫特萊、伊羅生和林語堂，立即到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去提出強烈抗議：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國的恐怖、爭取中國人民的民權和人權、並與世界進步力量聯合在一起的，它對於現在統治著全德國的恐怖和反動，感到非提出強有力的抗議不可。
“……自從德國法西斯政權建立以後，三、四萬工人與數千工人階級的領袖和知識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納粹衝鋒隊的營房中以及在集中營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殺害後，屍首常常被拋到河裡、湖裡或丟棄在森林裡。其他的人被槍殺後，當局還要散佈訊息，說他們是逃跑時被射擊而死的，或者說他們是……自殺的。不用說，所有這些都是殘酷的謀殺。
“……德國工人階級數十年鬥爭得來的權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國進步的學術與文化生活全被摧殘。”
她列舉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小說家佛希特萬格和託瑪斯·曼、藝術家馬克斯·裡伯曼和凱綏·柯勒惠支、名指揮家波盧諾·瓦爾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無產階級與進步作家們的命運，甚至更糟。”
她接著指出：
“報紙在法西斯鐵蹄下喘息著。整個工人階級的報紙，甚至那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喉舌如《世界網報》和其他一些更溫和的報紙全受到箝制……至於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有計劃地組織並鼓動起來的對猶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猶暴行，更是人類與文化倒退到中世紀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個徵象。
“最近這種野蠻行為是表現在焚燬進步作家、無產階級和猶太作家的書籍上，這種事只有在人類歷史上野蠻和無知的黑暗時代才發生過。……
“為了人類、社會和文化的進步，為了努力協助保持人類和各種運動所得到的社會與文化的成果，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堅決地抗議上述的事實……”①
①《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大人民的迫害》，載《為新中國奮鬥》，第49—51頁。
這一宣告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別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應。宣告中列舉了許多詳細的具體事實不只是讓德國法西斯知道他們的暴行已大白於天下，還使中國公眾知道了真相。
在抗議德國納粹暴行之前，宋慶齡於2月17日會見了在環遊世界旅行中抵達上海的蕭伯納。上海有許多人邀請蕭伯納，但他都拒絕了，只要求見孫夫人，當她和朋友們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顛皇后號”時，他說，“除了你們，我在上海什麼人也不想見、什麼東西也不想看；現在已見到你們了，我為什麼還要上岸去呢？”但在宋慶齡邀請下，他還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號來寓。在遊輪上、在接送他們往返碼頭的小艇上（每次需兩小時）、在宋家中，他們談了好幾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