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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兩人由於觀點不同導致的裂隙越來越大，以致不可調和；而過去與陳關係始終疙疙瘩瘩的張國燾則成為陳獨秀政策的忠實信奉者，亦步亦趨，成為備受重用的“欽差大臣”，他在黨內的地位急速上升。
對於這個分界點，毛澤東十年後對斯諾說：“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高潮。”
與毛陳由合到分、漸疏漸遠相反，張國燾和陳獨秀則走上了由分到合、漸密漸親的道路。從1925年到1927年，陳獨秀與張國燾基本上是一個主內、一個主外，一個制定政策、一個督促落實，共同推行以退讓妥協為特徵的機會主義政策。
作為欽差大臣，張國燾更多的是擔當“救火員”的角色。哪裡有“矛盾”，哪裡有“反抗”，哪裡有“糾紛”，那裡就有張國燾。
大革命後期，多數糾紛都緣起於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早在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借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設立“黨團”一事大做文章，聲稱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絕對不宜黨中有黨” 。①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內部分化表面化，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逐漸形成。11月23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會議，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