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爭議人物的是是非非:張國燾的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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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和共產黨人。

兩天後，張國燾和楊子烈、範體仁等被帶到警備總司令部大堂。新任京畿衛戍司令隨便問了幾句就草草收場，宣佈對張國燾等人“無罪釋放”。

走出監獄大門，範體仁埋怨張國燾：“為何不帶頭向那班直系軍人提出摧殘*的控訴？”

此刻的張國燾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說：“政局的變化是五花八門的，我們能這樣出來，就算萬幸了。”

張國燾的這段經歷，在長達25年內沒有人知曉。建國初期，有關部門在整理敵偽檔案時才發現王懷慶的密報和張國燾、楊子烈的供狀及供述的名單。如果不是這些秘密檔案曝光，張國燾頭上“鐵獄硬漢”的桂冠還將戴下去。

在張國燾供認的名單中，李大釗和陳獨秀排在前兩位。從這個角度說，五年後李大釗之死是拜他得意的學生所賜。（略）

沒有了脊樑，沒有了底氣，沒有了原則，出獄後的張國燾變得世故、圓滑，把政治上的生存當作了人生的最高原則。大革命後期，他擔當陳獨秀的欽差大臣，四處撲火，惹得天怨人怒，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發出怒吼：“張國燾做了投降代表！”

禍兮福之所倚。

中國古老的哲學一語道破人生的無常。

出獄後的張國燾鴻運當頭。他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以“鐵獄硬漢”的身份重返*中央領導崗位。但是，近半年的獄中生活扭曲了張國燾的心靈，他為人、處事和從政的原則出現重大改變。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心理變化：

我在獄中的思想對我以後的種種作為頗有影響。大體說來，減少了我這個在當年只有二十七歲的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並磨掉了做人處世太過直率的一些稜角。我那時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畢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和*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的設想，認為要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歷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三十年”也未可知。

歧途深深（6）

我的懷疑點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瞭解。對“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兩面，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

張國燾最大的變化是從追求真理轉變為追求權力。他把原來視為生命的信仰置於生存之後，把“革命”、“政黨”、“組織”當作通往權力的手段和途徑。因此，他開始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掩蓋起來，用圓滑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一切，對於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決定，對於黨的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的要求，不再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感受和觀點，不再提出尖銳的不同意見，轉而迎合當權者的口味。有時他也會固執地堅持己見，但一看勢頭不對，就立即順風轉舵。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沒有參加這次大會，但仍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一起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與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一起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3月中旬，張國燾繞道鄭州，經徐州來到上海。這時，張國燾除擔任中央工農部主任外，又擔任新成立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這個時期，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人才薈萃，除張國燾外，還有曾主持安源路礦工工會（後來擴大為漢冶萍工會）的主要領導人李立三、劉少奇，有長期領導北方工運的鄧中夏，有在武漢從事秘密工會活動的項英、林育南，還有出獄不久的華東工運領袖王荷波。在中央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全國工人運動迅速高漲。

1925年，在國民革命洪波湧起的同時，圍繞對大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領導層開始重新分化、整合，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是，建黨以來一直奉陳為師的毛澤東離開了陳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