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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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廣東後遭到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遭到失敗。
周恩來對張國燾和李立三說：“你們趕緊離開部隊，潛返上海。我將隨部隊行動，沿途由我相機處理，除應留下的人員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一帶去。”
當時，周恩來高燒40℃，張國燾看到他病成這個樣子，勸道：“你的病怎樣？你病了應先離開部隊，讓我留下來代替你的工作。”
周恩來不同意：“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撐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你們快走吧！不能再討論了，遲了就來不及了。”
張國燾、李立三與周恩來分手，同賀昌以及一名中級軍官一道，在嚮導的帶領下，趁著夜色來到海邊，僱了一條漁船，在海上飄泊了兩夜一天，順利來到香港。
上岸之後，四人相互打量，啞然失笑。他們身上穿的粗白布衣褲，染上黃一塊黑一塊的泥土漬子，頭上戴的草帽又髒又破，腳上穿的黃布鞋變成了拖鞋。
10月中旬，張國燾孤身一人，從香港乘船來到上海。
這時，*中央機關領導成員發生了很大的變動，張國燾不僅離開了中央核心領導層，而且正被批評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原來在1927年8月7日，也就是張國燾隨軍南下廣東途中，*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批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史稱八七會議。多數代表在發言中提出，張國燾在大革命後期不注意發展群眾運動，不主張開展土地革命，積極奉行陳獨秀的錯誤政策，對大革命的失敗負有領導責任。
八七會議選舉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蘇兆徵、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僅當選為候補委員。兩天後，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為常務委員，瞿秋白成為中央負總責的領導人。
改換門庭（4）
張國燾異常失落。在上海等待中央分配工作期間，他與李立三住在一間房子裡。為安全起見，他們裝成兄弟倆。李立三每天起床後都幽默地向張國燾問安：“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
對於張國燾來說，感覺能好到哪裡去？他整天捧著中央發給他的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讀了又讀，越讀越惱火。這個檔案認為，張國燾和陳獨秀一樣，都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
11月6日，張國燾在黨內刊物《中央政治通訊》第7期上，又看到10月15日張太雷在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張太雷指責張國燾犯了阻止南昌起義的錯誤：
中央已決定對張發奎的態度，如張不與汪精衛聯絡則到東江之後始解決之，否則在潯便解決他。故贊成南昌的決定，並派恩來去主持，同時國際亦決定要幹，內容詳細我雖不知，但決定要幹我是知道的。後中央又派國燾，意思是要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國燾假傳聖旨，說國際不主張幹，他亦極力反對幹。此時，反而平山主張暴動，成為擁護新政策的一個人。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
看到這個報告，張國燾坐不住了，本來是奉命行事，卻被說成是假傳聖旨，這個罪名誰承擔得起？他得知中央臨時政治局即將召開十一月擴大會議，而自己被排斥在會議之外，便於11月8日給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寫了一封信，為自己辯護。他在信中寫道：在7月26日會議上，羅明那茲傳達國際來電的內容是：如暴動毫無勝利希望，則不如不進行暴動，張發奎軍中同志盡行退出，派往農民中工作。會上，大家總的傾向是：推遲起義，避免過早與張發奎分化。所以自己到南昌後，就是從這個認識出發不贊成舉行南昌起義。
張國燾強調：“如果有人說我是假傳聖旨，我心裡是不服的。”
11月9日至11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提議，透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處分了一大批黨內高階幹部：
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毛澤東，被解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領導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被指責為執行了機會主義的舊政策，給予周恩來為首的前委全體成員“警告”處分；
張國燾受中央常委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他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懷疑甚至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