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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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下的部隊裡,只有朱德可以與張國燾平起平坐,他們一個是總司令,一個是總政委,因此,張國燾雖然恨他入骨,但還得硬著頭皮爭取他的支援。朱德也利用這個微妙的平衡關係做張國燾的工作。
對於朱德的鬥爭藝術,徐向前歎為觀止。五十年後,他追憶道:
“他(朱德)與張國燾的鬥爭,絕不像‘左’傾教條主義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爭,一隻手講團結。我去紅軍總部彙報時,曾不止一次見過他同張國燾談論另立‘中央’的問題。他總是耐心地規勸張國燾,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張國燾就勸朱德同志出面,幫他做黨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惟一領導。兩人的意見,針鋒相對,誰也說不服誰,但又不妨礙商量其他軍事行動問題。張國燾理不直,氣不壯,矮一截子,拿朱老總沒有辦法。”
張國燾不僅在政治上向朱德施壓,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暗中指使他的追隨者接二連三地製造事端,企圖逼老帥畏難就範。朱德的警衛班長潘開文在《臨大節而不辱》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不久,一方面軍五軍團的一個排,在執行任務時,碰上了敵人,打了一仗,繳獲了一批梭鏢和物資。在回阿壩的路上,下了一場大雨,當同志們要躍過一條小河溝時,碰上了張國燾手下的一個連長,他蠻不講理地要奪五軍團那個排的梭鏢。本來,大家對張國燾反對毛主席、鬥朱總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氣,那連長又那樣無理,戰士們當然不答應,有的同志說:“繳獲的梭鏢和物資,是要交公的,為什麼要給你!”問得那個連長啞口無言,但他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繳獲的武器和物資搶了過去。同志們回到阿壩後,十分生氣,向朱總司令彙報了這件事。總司令聽了彙報後,深思了片刻,他向彙報的同志說:“儘管張國燾搞分裂,而且又鬥爭了我,毛主席、黨中央會正確處理這些問題的,但是,我們對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講團結,不然的話,就會上張國燾的當。”
兵入絕境(8)
沒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張國燾的佈置下,他們用擔架抬上昨天搶梭鏢和物資的那個連長,把他擺在朱總司令和張國燾的兩間房子中間,張國燾的許多人就大聲嚷道:“五軍團的幹部打了我們的幹部,請朱總司令出來驗傷!”這時,張國燾便氣勢洶洶地從屋裡走了出來,面色陰森,雙手背在後面走來走去。本來是張國燾指使他的部下,搶了梭鏢和物資,反而誣告別人打了他,還要朱總司令出來驗傷、處理,這明明是在給朱總司令出難題。然而,我們敬愛的朱總司令,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沉著冷靜,他慢慢地走到擔架旁邊,親切而關心地問那位連長:“同志,我們是革命隊伍,都是黨的幹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說打了,沒有打,你就說沒有打,你現在講一講嘛。”這樣一來,那個躺在擔架上的連長,用被子蒙上頭,一句話沒講,很可能他的良心受到責備。張國燾一看他整朱總司令的陰謀未能得逞,便哭喪著臉,垂著頭,非常尷尬地走進了自己的房間。
一次,五軍團一個營,在阿壩西北的二十多里的地方執行警戒任務,張國燾硬是無中生有地說,這個營不聽指揮,甚至誣衊這個營要叛變。張國燾就逼著朱總司令表態,派人去繳這個營的械,妄圖把叛變的罪名嫁禍給朱總司令。朱總司令嚴肅地對張國燾說:“你說這個營不聽指揮,要叛變,有什麼根據,有什麼事實?”張國燾和他的部下被問得無言以對,面面相覷。朱總司令見他們這樣,便更加嚴厲地對張國燾說:“沒有事實,沒有根據,怎麼能說這個營不聽指揮,要叛變呢?你們這樣搞,不是在有意製造分裂、破壞團結嗎?”朱總司令在和張國燾的鬥爭中,總是這樣有理有利有節,以浩然的正氣,挫敗張國燾的陰謀活動。
張國燾的這一陰謀被戳穿以後,哪會甘心,他繼續唆使一些人尋釁,為他搞分裂找藉口。一天清晨,太陽剛剛出來,突然來了幾個傷員,硬要把朱總司令的牲口拉走。這幾個傷員嘴裡不停地嘮叨著:“我們是彩號,我們負了傷,我們要騎馬。”朱總司令的飼養員當然不幹,就對那幾個傷員說:“這是總司令的馬,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要牽走!”一個傷員說:“管他是誰的馬,我掛了彩,走不動了,我就要騎。”於是雙方都拉韁繩,像拔河似的,你來我往。不知咋的,幾個傷員一下子倒在地上,大聲喊叫起來:“總司令的馬伕打傷兵啊!”邊喊邊往醫院裡跑。不一會兒,就叫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