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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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吟詩相贈：“……文章與我同甘苦，肝膽唯君最熱腸……且喜華年身力健，不辭絕域作家鄉。”我想的則是沒有金鋼鑽就別攬瓷器活，敢於全家一舉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績，做不出成績就自己負一切責任，不會吃後悔藥，也無顏怨天尤人。

秋耘主動提出要借給我錢，支援我的遠行。王谷林同志寫信提醒我這種情況可以向組織申請一點補助，我申請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補貼，在當時，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中文系的總支副書記是畢玲，是後來當了外交部長的吳學謙的愛人，而人事處長，批錢的，是總工會領導李頡伯的愛人。怎麼能說不是到處都有貴人保佑呢？同時從中也可以看到一點“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愛護仍在人心。王蒙回憶起來，永遠心存感謝，永遠不敢忘記。

三十一、到新疆去（2）

各方餞行，王景山先生請我們吃萃華樓，施無己老先生請我們吃了湖南館子，他是湖南人。透過讀書會相識的鐘敬文老師則設了家宴，他是廣東人，與秋耘相熟，給我餞行的時候我、芳以外秋耘與尹瘦石兄也來了。鍾先生家裡有一些書法豎軸，其中有一幅寫的是詩，描寫一種朦朧的情感，黃秋耘一邊讀一邊嘆道：“趙慧文（拙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的人物），趙慧文啊。”而我已覺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關新疆的書籍，越讀越是發燒。我跑到阜成門外的新疆餐廳先嚐新疆的味道。尤其是當時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來客》，異域風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躚，如詩如夢，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飛向天山腳下。我學會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穿過千層嶺咳，越過萬道河，誰見過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漢上一股清泉，高山頂上一朵雪蓮”的高唱響徹家中。

確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讀書會上就向有關領導提出來了。先是劉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援”，中國作協也支援並協助完成調動手續。證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對韋君宜同志說，這也是“窮則思變”。當時批判主義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富，富則修。這種說法給人一種越捉摸越沒轍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擔石溝勞動地的副班長的妻子與芳同樣任教，她名鄭兆南，曾在北京日報工作，是一個極其積極熱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學的支部透過了她的入黨申請，但是區裡沒有批准，顯然是因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為了給我們餞行，忙了一個通宵，在狹窄的房子裡堆滿各種菜餚。她和她的先生都發表了熱情的講話，鼓勵我們到新疆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我感謝他們，卻也感到他們的天真和——對不起，我說一句“忘恩負義”的話——幾近張揚。我覺得他們仍然保持著習慣性的高調。他們用的語言大致仍然與我們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後來我得知，北京日報一批帽子人士包括叢維熙的進入大牆，與副班長有關，也許他只是天真爛漫？而天真爛漫也會害人害己。而鄭兆南在文革中的命運，更是慘絕人寰。

為出席鄭老師的餞別晚宴，我來到了北京日報社的家屬院，我順便看望了一下漫畫家李濱聲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間門房，大約七平方米，東西疊著東西，傢俱壓著傢俱，人也幾乎摞上了人。那是一個沙丁魚罐頭式的家居。那樣的日子不應該忘記。

對於去新疆，我與芳也是極其興奮。出發前我在王府井一個牙科診所修補了牙齒，買了一件中式絲棉綿襖。芳則一件大衣和一條呢料褲子，與她的母親、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們破釜沉舟，賣掉了無法攜帶的傢俱，帶著一個三歲一個五歲的孩子，出發赴烏魯木齊。無直通車，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車站附近的解放旅社，遊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燒，（由於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適，但含油如此之多又顯示了農業形勢正在迅速好轉）再坐四天三夜火車，緩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軋實的蘭新路上。張掖武威，烏鞘嶺紅柳河，嘉峪關玉門，這些地名就讓我激動不已。我吟詩道：

嘉峪關前風噭狼，雲天瀚海兩茫茫，邊山漫漫京華遠，笑問何時入我疆。

烏鞘巋峰走鐵龍，黃河浪闊架長虹，多情應笑天公老，自有男兒勝天公。

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識天山雪，幾度尋它夢巍峨。

……

我到達後，把一些詩寄給了原師範學院的同仁，他們回應說我還是有一番雄心壯志呢。

三十二、紅旗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