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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腳,忽然問我:“二十幾了?”
我笑:“三十了。”
他頓了一下:“老覺得你還二十三四,你來的時候是這個歲數,就老有那個印象。”
我看他有點感喟,就打個岔:“我變化大麼?”
他端詳我:“沒變化。”
頓了一下,又說了一句:“還是有點變化的,寬厚點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話。
他看出來了,笑了一下:“喀,就這麼回事兒。”
手機響了,他掛著耳機線,一邊接一邊衝我揮了下手,拉開他開了十年的老車,車後邊磕得掉了漆。
我轉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機線上的話筒,又回身說了一句:“你已經很努力了,應該快樂一點。”
凌晨兩點半,我跟陳姐姐一起下樓電梯開的時候,看到白巖松,對視一下,我出他進,都沒說話。
他和陳虻,像兩隻大野獸,有相敬的對峙,也有一種奇異的瞭解。大家談起陳虻時,有人說智慧,有人說尖銳,白巖松說“那是個非常寂寞的人”。陳虻活著,就像一片緊緊卷著的葉子要使盡全部氣力掙開一樣,不是為了得到什麼,也不是要取悅誰,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單,是沒完成。
後來巖松說,那天凌晨離開醫院後,無處可去,他去陳虻的辦公室坐了一夜。那個辦公室裡,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紙條寫的是:“陳虻,懷念你,懷念一個時代。”
陳虻葬禮那天特別冷,我去的時候,緊閉的大門外,巳經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見到臺裡那麼多同事,無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裡拿著白菊花在冷風中等著。天色鐵一樣寒灰,釀著一場大雪。呼氣都是白霧,沒人搓手跺腳取暖。
小崔面色鐵青,坐在靈堂邊的小屋子裡不說話。
我坐他側面的椅子上,看著他。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把藥,我給他遞一瓶水,他拿在手裡,沒喝,直接把藥嚥下去了。
他心臟不好。
他看看我,說:“別生氣,別生閒氣,啊。”
我說不出話。
陳虻生前參加的最後一次年會,還是小崔主持,沒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樣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請了趙本山、郭德綱……一個部裡的小小年會,搞了五個小時,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陸陸續續,臺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著手機出去了。陳虻摟著兒子,跟我隔著走道坐著,一直沒動。
羅大佑是壓軸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兩瓶酒,登臺是晚上十一點,沒上舞臺,踩著一隻凳子站在過道上,一束追光打著,衝場下問:“唱什麼?”
幾百條漢子齊聲喊:“光陰的故事。”
羅大佑輕捻絃索,眾人紛紛離開座位,闈攏到他周圍,席地而坐。小崔坐在過道臺階上,向我招手,我手腳著地爬過去,坐他身邊,回頭看了一眼,陳虻摟著熟睡的兒子,坐在席間未動,微笑著張嘴不發聲,隨著眾人唱:“遙遠的路程昨日的夢以及遠去的笑聲,再次的見面我們又歷經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舊日熟悉的我有著舊日狂熱的夢,也不是舊日熟悉的你有著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陳虻葬禮上,儀式全結束後,有三四十個人沒有走。
大門關上,大家挨個排隊走過去,再次向陳虻鞠躬。
陳真是原來“東方時空”的編導,他說:“陳虻的一生沒有拍什麼片子,但我們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離開“新聞調查”,很快又離開評論部,去了“面對面”,再離開新聞中心,到了“餚見”,像草在大風裡翻滾成團,不知明日之事。早幾年大概會心如飛蓬。但現在對我來說,想起陳虻的死,這世間還有什麼可怕。
我離開評論部時,白巖松在南院的傳達室裡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裡面裝著書,還有十幾本雜誌,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麼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他的書出版,託人轉我一本,裡面寫:“陳虻總說,不要因為走得太遠,忘了我們為什麼出發。如果哀痛中,我們不再出發,那你的離去還有什麼意義?”
我翻到扉頁,他寫“柴靜: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來找我。他結了婚,當了副總,買了房。但不談這些,也不問我工作,“比起身體,都是浮雲”。就拉著我打球,吃飯,吟個詩,談電影。騎個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