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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頂。一人抱的大樹都枯死了，烏黑地倒在大裂縫上，樹杈子像手一樣往外扎著，不知道死多長時間了。我的家鄉是黃土高原，但這山頂上已經沙化得很厲害，長滿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風一吹，我能聽見沙子打在我牙齒上的聲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媽和我妹都來了北京，山西我家不遠處是火車站，為了運煤加建的專門站臺就在十米開外，列車晝夜不停，轟隆一過，寫字檯、床都抖一陣子，時間長也習慣了。但蓋了沒幾年的樓，已經出現沉降，一角都斜了。為了讓這個小城市精神一點，有一年它和所有臨街的樓一起被刷了一層白漿，黑灰一撲，更顯殘破。我怕樓抖出問題，勸我爸：“來吧。”他不肯，家裡他還有病人、吃慣的羊湯和油粉飯，一路上打招呼用不著說普通話的熟人。他說：“你們走吧，我葉落歸根。”
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老宅子打算全拆了賣了。院裡滿庭荒草長到齊腰高，小孩子們在廢墟上跳進跳出，我幼年用來認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風早被人變賣，插滿卷軸字畫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門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張著。拆不動的木頭椽子上的刻花被鑿走了。我小時候坐的青藍石鼓也不見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來後挖走的，用磚再填上，磚頭胡亂地齜在外頭。
房子屬於整個家族，家族也已經分崩，這是各家商議的決定，我也沒有那個錢去買下來修復。二五年我在雲岡石窟，離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晉煤外運幹線一九國道。每天一萬六千輛運煤車從這路過，大都是超載，蓬布也拉不上，隨風而下，幾個外國遊人頭頂著塑膠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臉上是烏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長此以往，砂岩所鑿的面目會被腐蝕剝落。
佛猶如此。
我把眼一閉，心一硬，如果現實是這樣，那就這樣，這些是沒辦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幾年後，石榴樹被砍了，我不知道怎麼了，電話裡衝我爸又哭又喊，長大成人後從沒那樣過。我爸後來找了一個新地方，又種了一棵石榴，過兩年來北京時提了一個布袋子給我，裡面裝了幾個石榴，小小的紅，裂著口。
我看著心裡難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著，在旅行的時候回憶童年。但我是從那兒長出來的，包括我爸在內，好多人還得在那裡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頭走過。人是動物，人有感覺，表姐在簡訊裡說：“再也沒有燕子在屋簷下搭窩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見彩虹了。”
“再也”，這兩個字刺目。
我和老郝動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個官員，他說：“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臨汾的？”
他知道得很清楚。帶著一點譏笑看著我：“你怎麼不給山西辦點好事兒？”
“我辦的就是。”
王惠琴七歲了，剪了短頭髮，黑了，瘦了，已經有點認生了，遠遠地站著，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兩隻缺了的門牙。
她家還是沒有搬，工廠也沒搬。在省環保局的要求下，企業花了六千萬把環保設施裝上了，帶著我們左看右看：“來，給我們照一照。”我問：“你這裝置執行過嗎？”老總的兒子嘿嘿一笑：“還沒有，還沒有。”
當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廠的煙筒，炸的時候，有個在工廠打工的農民爬到了煙筒上，苦勸才下來，跟我說：“你說我幹什麼去呢？地沒了，貸款也難，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幹點買賣，我也不願意幹這個，誰不是早晨起來天天咳嗽？”
八月，我採訪時任山西省長的于幼軍。他說：“山西以往總說自己是汙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恥而後勇，以‘壯士斷臂’的決心來治汙。”
我問：“之前也一直在說治理汙染，但關閉了舊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開出來，為什麼？”
他說：“為什麼以前管不住？是因為責任制和問責制沒有建立起來，沒有真正落實。就算經濟總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員時，環保不達標，就要一票否決，錢再多，官員提升無望。”
我問：“也有人懷疑，它會不會只是你任期的一個運動，過去了，可能會恢復常態？”
他沉默了一下，說：“我剛才說到的，一個是責任制，一個是問責制，只要這兩條能夠認真堅持的話，我想不會出現大面積的反彈。”
我問他：“為什麼不能在汙染髮生前，就讓公民參與進來去決定自己的生存環境？”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