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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些寫在部落格裡，但有讀者問：“記者價值中立並不等於價值冷漠，難道這個職業沒有道德嗎？”
二〇一一年，福建歸真堂藥業因活熊取膽汁人藥，被眾多名人與網友聯名反對上市，企業負責人邱淑花接受採訪前先哭了十幾分鍾，不回答具體的問題，只說攻擊她的人由西方反華勢力推動，她也沒有證據，只說：“就是陷害。”
我問：“有沒有一種可能，是現在的社會發展了三十年之後對於動物的保護意識要比以前強了很多，聲音也大了很多？”
她眼淚收住了：“這個我也沒辦法說了。”
我說：“那您願意把情緒沉澱一下，再梳理一下這個問題麼？”活熊取膽這件事與二十年來法律、經濟、野生動物保護政策的變化和千百年來中國人與動物的關係有關。這些都不是情緒能夠回答的，我多以“有沒有可能……”開頭來提問，也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一定是對的，不能輕易選擇立場，只想透過提問來了解“如果你採取了某個立場，將不可避免作出什麼選擇，另一些人的選擇會是什麼，按照經驗將會產生什麼後果？”
邱一直在強調絕不放棄活熊取膽，我問：“有沒有可能你們一旦上市了，國家產業政策現在正在變化，將來這個產業萎縮之後對股東、對你們也有風險？”
她猶豫了一下，鬆了口：“人工替代品如果能研發，我們也可以研發。”
轉變看上去突兀，但在最初面對大量反對聲音時，晃動其實已經開始，人往往出自防衛才把立場踩得像水泥一樣硬實，如果不是質問，只是疑問，猶豫一下，空氣進去，水進去，他兩個腳就不會粘固其中。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一個人一旦左右搖擺，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現了，自會剝離掉泥土露出來。
採訪不用來評判，只用來了解；不用來改造世界，只用來認識世界。記者的道德，是讓人“明白”。
應國務院新聞辦的邀請，我去跟政府官員座談。其中一位說到他為什麼要封閉新聞，“因為不管我放不放開，他們（記者）都不會說我好。”底下人都點頭。
到我發言，我說，說三個細節吧。一是有一年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是CNN的主持人卡弗蒂用“暴徒和惡棍”描述中國人的“辱華事件”。我跟美國街頭遇到的黑人談這事，他說我們很討厭這個人，他也侮辱黑人，但他不代表CNN，也不代表白人，他只代表他自己。我又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談到美國的一些媒體報道中有明顯的挑釁與失衡處，他們灰頭土臉地說，“他們對我們也這樣”，但他們接受記者的職業角色，因為“這是憲法給他們的權利”。
第二個細節是，有一次雪災剛過，我去發改委採訪一位官員，當時網上批評發改委在雪災中有應急漏洞，我問他這個問題，他答完長出口氣，說：“總算有人問我這問題了。”因為他終於得到一個公開解釋的機會。如果一直封閉新聞，結果就是大家都會相信傳言，不會有人問你想回答的問題。
第三個細節是我在廣東採訪違法徵地，剛坐下問第一個問題。這位市長就火了：“你居然敢問我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你們為什麼要違法批地呢？”
他站起來指著攝像機爆粗口。
我提醒他：“市長，正錄著呢。”“你給我關了！”他就要撲到機器上來了。
他怒氣衝衝：“我沒見過敢像你這樣提問的記者。”
“我也從來沒見過你這樣連問題都不敢間答的市長。”我當時也有點急了，笫一次直接跟我的採訪物件語言衝突。
我們第二天一早的飛機走，準備睡了，晚上十一點，他大概是酒醒了，臉如土色地在門口等著：“再採訪我一次吧。”同事們對視一眼，說“別理他了”
上午的採訪都已經錄下來了，他是漫畫式的形象，快意恩仇，而且充滿戲劇性，觀眾愛看。但我們要的不是他的失態，而是資訊。陳威老王架機器，我洗了把臉，說“坐吧”。採訪了四十分鐘，他說違法徵地的決策程式和地方財稅的壓力。採訪完出門時我對他說：“我可以不採訪您，這您知道。但我採訪了，是因為我尊重我的職業，也請您以後尊重記者。”
說完這三個細節，我說：“您認為媒體有偏見，是的，可能媒體會有偏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這樣，但糾正偏見的最好方式就是讓意見市場流通起來，讓意見與意見較量，用理性去喚起理性。”
一個數年未見的朋友碰面，說與幾個人在酒吧裡同看我的節目，“原來覺得你挺鬥士的，一看你現在都專訪官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