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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個事情拖幾年，辦一個立項檔案要蓋幾十，甚至幾百個公章，不就是這隻“螞蟥”嗎？
當然現在好多了，有政府辦事中心了，不過“官”們又會生出其他許多事來。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權力尋租”，中央要求“心為民所想，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但畢竟權力太多太大，特別是因資訊不對稱，加上老百姓對“官”的習慣依賴，就像有的患者不給醫生送紅包不敢上手術檯一樣，也許是自己多心了，多得來成心病了。因此，“官”們還是有法生事。
還有“灰色營銷”，幾乎無處不在，甚至在某些行業形成“潛規則”，你想“官”多了，還了得。
看過電視劇《紀曉嵐》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評紀曉嵐：“你把肥鴨子給我殺了，又弄來一批瘦鴨子，以此往復，我這江山還不給吃垮嗎？”
無獨有偶，有些單位給“官”發廉政補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證金，年末雙倍發廉政獎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氣很大的企業老總說：“我給主要幹部發高薪，高薪養廉，高得超過普通員工18…20倍，紅塔山香菸隨便抽（當年紅塔山香菸是上檔次的商務煙），我看你還收不收紅包”。說得振振有詞，可這家公司的問題多多。
對此，我與四川大學一位哲學學者做過一次面紅耳赤的爭論。
他說：“只要財富達到極大的豐富，實現各取所需了，廉政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什麼叫極大的豐富，什麼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銀河系去旅遊一下，不過，我不喜歡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資源的有限性和慾望的無窮性決定了“必須抑制沒完沒了的慾望”，只是抑制的辦法未必只有所謂廉政建設。辦法多的是。
一是透過政策的、宣傳的、經濟的等多種手段弱化“官本位”。據說深廣地區“官本位”就不是太強。讓人的價值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體現，就像我們農民，如果國家早幾十年把“三農”問題解決好了，我上什麼涼山，到什麼海南，挖什麼“野齋”，像人家三聖花鄉的農民那樣開個茶館多好。所以，治“官”之道還在於社會公平。如果老是“自古華山一條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獨木橋”，老是看到當“官”的“工資基本不動，菸酒基本靠送”，你看誰還想做生意、誰還想挖泥巴，還不如想點“歪點子”整個“官”來當，穩當些。
二是弱化公共權力，許多東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夠依靠那隻“看不見的手”，最好不要“統起幹”。就像當年我們在生產隊幹活，挑土邊、撕包穀可以計件，能幹“包工”就不要吃“大鍋飯”。
對這個問題，發達國家幾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別是亞當斯密就特別推崇那隻“看不見的手”，甚至有人說：“維多利亞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個孩子”，可見其看待權力的態度。因此，應該學學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場平衡供求，調節資源，“官”們當好裁判，當好參謀，做好協調服務工作就行了。
當然，我們國家大，群眾的文化、覺悟、法律意識、自我意識差異很大，現在又出現較大的貧富懸殊，因此中國“官”的作用肯定比歐美髮達國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們的說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應該有絲毫的含糊。
對此，企業走到了前面。我曾經提到希望集團子公司的機構設定，在統一、精簡、效能的一般原則指導下，其管理體系非常精幹。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飼料公司就只有7個主要幹部。幾個億的攤子幾個人就玩得風車斗轉，並且，一個個幹得非常起勁。
當然，人家解決了“能上能下”的問題，和你那個僅僅停留在制度層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樣；幹不好，說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證、不需要討論，更無須考慮以後不好見人，因為主僕雙方都知道什麼是“雙向選擇”。
我們國家關於機構精簡的檔案發了很多，開的會也很多，多得來就連我們這些秘書都記不清楚。正如老一輩作家馬識途《十日談》中“再論文山會海”所批評的一樣：一個縣委書記一月收到檔案資料13斤6兩，怎麼讀？天書！
所以，檔案也不要發了，來點真格的，像希望集團那樣，幹不好就走人。當然最好不提“幹不好給老子爬”！因為聽起來好像在罵我們農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這句民諺不知傳了多少年，也不知還要傳到什麼時候，但願越傳傳少。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令人瘋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