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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梗‵erdinandT?nnies)、馬克斯·韋伯(MaxWeber),傾向於認為西方經驗是現代化的範本,因為工業化首先在西方發生。這樣注重西方不難理解。1800年後,在歐洲和北美所發生的生產力爆發和經濟持續增長,既是史無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樣。但發展不只侷限於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制度也在不斷發展。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有時與經濟變化緊密相關,有時又獨立自主。本卷著重於政治方面的發展和政府制度的進化。現代政治制度在歷史上的出現,遠早於工業革命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現在理解的現代國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業已到位。其在歐洲的浮現,則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於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講述國家崛起時,就以中國開始。經典現代化理論傾向於把歐洲的發展當作標準,只探詢其他社會為何偏離。我把中國當作國家形成的範本,而探詢其他文明為何不復制中國道路。這並不表示中國勝於其他社會。我們將看到,沒有法治或負責制政府的現代國家,可能實施非常暴虐的專制主義。中國是開發國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發展史解說,卻很少提及此一創新。
我自中國開始,就跳過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會,像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中南美洲。在此還需要作進一步解釋,為何不在本卷詳細涵蓋希臘和羅馬。
古代地中海世界樹起的先例,對後續的歐洲文明發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時代起,便受到歐洲統治者的自覺模仿。一般認為,希臘人發明了民主制,其統治者不是世襲的,而是選出的。多數部落社會也是相對平等的,其統治者也是選出的(參看第4章)。但希臘人超前一步,其介紹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標準而非親戚關係為基礎。公元前5世紀雅典或羅馬共和國實踐的政府形式,其較為貼切的稱號應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為選舉權只屬於少數公民,尖銳的階級差別排斥大批人(包括眾多奴隸)的參與。此外,這些不是自由國家,而是社群式(munitarian)國家,不尊重隱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權。
希臘和羅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後很多社會的模仿,包括熱那亞和威尼斯的寡頭共和國、諾夫哥羅德(Novgorod)、荷蘭聯合省。但這種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後代學者,包括很多深思該傳統的美國創始人,都有廣泛認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擴充。它在小型且均質的社會中表現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城市國家或早期的羅馬。這些共和國因征服或經濟增長而漸漸壯大,難以維持曾凝聚他們的社群價值。隨著疆域和居民的擴充套件,羅馬共和國面臨無法解決的矛盾:誰該享受公民權,如何分配國家的戰利品。君主制最終戰勝希臘城邦國家,羅馬共和國經歷漫長內戰,最終也變成帝國。君主制作為一種政府形式,特別在管理龐大帝國時,證明是出類拔萃的。羅馬帝國就是在此種政治制度下,達到其權力和疆域巔峰的。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11)
在第2卷裡,我將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為現代民主制先例的題目。如要研究國家的興起,中國比希臘和羅馬更值得關注,因為只有中國建立了符合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現代國家。中國成功發展了統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眾多人口和廣闊疆域,尤其是與地中海的歐洲相比。中國早已發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orimpersonality;譯按:“非人格化”在本書指不受基於家族關係的身份的限制)和基於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羅馬的公共行政機構更為系統化。公元1年時,中國總人口可與羅馬帝國媲美,而中國人口中受統一規則管轄的比例,要遠遠超過羅馬。羅馬自有其重要遺產,尤其在法律領域中(在第18章中詳述)。作為現代負責制政府的先驅,希臘和羅馬非常重要。但在國家發展上,中國更為重要。r米r花r書r庫r ;www。7mihua。com
可與中國相比的社會還有印度。大約在相同時間,印度社會也自部落升至國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於新婆羅門宗教的興起,印度走上一段彎路。該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組織可達到的權力,卻在某種意義上為現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礎。穆罕默德先知的時代,中東也是部落組織。伊斯蘭教的誕生,再加上軍事奴隸制這一奇特製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組織崛起成為主要的政治力量。歐洲則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透過統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透過天主教在社會層次頒佈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