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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19世紀末仍有將近200名，持續下降至21世紀初，僅剩50餘名。此類席位，往往是兩黨爭奪的主要物件。兩大政黨在意識形態上變得更加物以類聚，審慎的辯論日益退化減少。＇10＇這種分裂並非史無前例。但在過去，強勢的總統總是能夠駕馭此類分裂。而近來，則未見強大能幹的總統。
美國政治的未來，不僅依賴政治，而且依賴社會。國會的兩極化反映了一大趨勢，即美國的社群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質化。美國人選擇在何處居住，從而在意識形態上自我排隊。＇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處，這一傾向因媒體而獲得增強。交流途徑的多樣化，反而減弱了公民的共享經歷。＇12＇
國會的左右兩極化、既得利益團體的成長和力量，都在影響美國政治制度應付財政挑戰的能力。工會、農產企業、製藥公司、銀行、大批有組織的遊說團，經常對可能損害其經濟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決權。民主國家裡，公民保護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屬預計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類保護將化作索求特權，大家的利益都變得神聖不可侵犯，社會為此而陷入困境。這解釋了左右兩派高漲的民粹主義憤怒，這種憤怒又進一步推動兩極化，更反映出社會現實與國家原則的不協調。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4）
美國人抱怨美國受制於精英和利益團體。這反映了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收入和財富的不均在與日俱增。＇13＇不均本身，不是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大問題。美國強調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均等。如人們相信，透過努力工作，他們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機會獲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規則取得成功的，那麼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實上，美國世代流動性的比率大大低於眾多美國人所相信的，甚至低於傳統上被認作僵化和等級分明的其他發達國家。＇14＇日積月累，精英們得以鑽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護自己的地位。他們向海外轉移財產來避稅，透過精英機構的優惠途徑將優勢傳給下一代。該伎倆的大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暴露無遺。人們痛苦地發現，金融服務業的報酬與其對經濟的實際貢獻沒有直接關聯。該行業動用相當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設法廢除有關的管制和監督。金融危機發生後，它仍在繼續抵抗新的管制。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Johnson）指出，美國金融寡頭的力量無異於新興市場國家中的類似團體，如俄羅斯或印尼。＇15＇☆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沒有自動機制可使政治制度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因應不良，即政治衰敗的現象，會在本卷的後半部得到詳細介紹。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沒有較早接納槍械以應付外國威脅，這並不是非發生不可的。最終擊敗他們的奧斯曼帝國，就這樣做了。中國明朝皇帝沒向老百姓徵收足夠稅金以支撐一支強大的抗滿軍隊，這也不是無可避免的。兩件案例中的癥結，都是現存制度的巨大慣性。
社會如不能透過制度上的認真改革，以應付重大的財政危機，像法蘭西國王在1557年無力償還“大借款”（GrandParti，編按：此指1555年，法蘭西國王亨利二世為支付戰爭開銷，向里昂銀行家大舉借貸一事）後所做的，它就會傾向於採取短視的補救，最終卻腐化自己的制度。這些補救屈服於各種既得利益者，即法國社會中有財有勢的人。國家預算不平衡，導致破產和國家本身非法化，這一歷史過程以法國大革命告終。
美國的道德和財政危機還沒到達法蘭西王國的地步。危險的是，其處境將會繼續惡化，直到某種強大力量徹底打破這當前功能失調的制度均衡。
無政府幻想
我們對未來的甚多焦慮，如俄羅斯退回威權、印度腐敗、發展中國家政府衰敗、當代美國政治受制於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條共同線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維持有效的政治制度，雖然強大，但遵守規則，又承擔責任。這麼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級小學生都認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這又是很多聰明人迄今尚沒弄清的。
讓我們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紀初世界上發生的民主衰退開始。我認為，當前我們對民主傳播的失敗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這個層次。思想對政治秩序極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礎，它能夠凝聚人心，並使民眾願意服從政府的權威。柏林牆的倒塌標誌共產主義的破產，共產主義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競爭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為被最廣泛接受的政府形式，獲得快速的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