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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民主化，時人對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擔憂；左右兩派憧憬政府消亡，發展中國家卻在身受其害；我們視各式制度為理所當然，但對其來龍去脈卻一無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間，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經歷一次高漲。1973年，世界151個國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House）評估為自由國家的僅45個。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機構，每年就世界各國的公民權和政治權提供量化評選。＇1＇該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是獨裁政權；蘇聯和其東歐衛星國仍顯得強大和凝聚；中國正捲入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敗的“終身總統”正在非洲鞏固他們的統治；大部分拉丁美洲處於軍人獨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們親眼目睹巨大的政治變化。民主制和市場導向的經濟，在中東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興起。20世紀90年代後期，約有120個國家—佔世界獨立國家總數的60％—成為民主制。＇2＇這一變化，即是亨廷頓所講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製作為預設，已成為21世紀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觀。＇3＇
潛行於體制變化之下的，是社會的一大轉型。世界上一度消極的千百萬民眾組織起來，參與他們各自社會的政治生活，其結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轉向。此次社會大動員，背後有眾多因素：廣為普及的教育，使民眾意識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環境；資訊科技，使思想和知識得到迅速傳播；廉價的旅行和通訊，讓民眾得以用腳來參與選舉，特別在對政府不滿時；經濟繁榮，誘發民眾渴望獲得更齊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紀90年代後達到頂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出現“民主衰退”。參與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約有五分之一，不是回覆到威權主義，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嚴重侵蝕。＇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連續下跌的第四年，這是其自1973年創辦自由度測評以來的首次。＇5＇
政治焦慮
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現若干形式的病狀。第一種焦慮，取得民主進展的某些國家出現徹底逆轉，如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其民選領袖忙於拆除各式民主機構、操縱選舉、關閉或鯨吞獨立的電視和報紙、取締反對派的活動。自由民主制不僅僅是在選舉中獲得多數；它由一套複雜制度所組成，透過法律和制衡制度來限制和規範權力的行使。很多國家，雖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卻在系統性地取消對行政權力的制衡，並對法律發起系統性的侵蝕。
第二種焦慮，那些似乎走出威權政府的國家，卻又陷入政論家托馬斯·凱羅塞斯（ThomasCarothers）所謂的“灰色地帶”，既非完全威權，也非貨真價實的民主。＇6＇蘇聯的許多繼承國家，如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即如此。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有個普遍假設：幾乎所有國家將過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實踐中的種種挫折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逐一克服。凱羅塞斯指出，該“過渡模式”的假設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權精英階層無意建立削弱自身權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種焦慮，無關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關乎它們能否向民眾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務。擁有民主制度這一事實，並不表明其治績的優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諾的好處，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第一章 政治的必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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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就是一個案例。2004年，它給世人帶來驚奇，成千上萬的民眾湧向基輔的獨立廣場，抗議總統選舉的不公。這一系列抗議被稱為橙色革命，引發新一輪選舉，導致改革家維克托·尤先科（ViktorYushchenko）當上總統。然而一旦當權，橙色聯盟卻一無是處，尤先科辜負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內部爭吵不已，無法應付烏克蘭的嚴重腐敗，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治下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2010年初，當選為新總統的是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縱選票、企圖竊取選舉成果從而觸發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擾民主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治理失誤。眾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地區。那裡，階級等級往往等同於族裔。其民粹領袖的上升，如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HugoChávez）和玻利維亞的埃沃·莫拉萊斯（EvoMorales），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