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看不起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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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原本是為了防止軍隊叛逃，但監軍來了之後，不僅叛逃問題沒有解決，將領反而對宦官的指手劃腳更加反感，即使不叛變，也導致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再比如，明初廢相，朱元璋是為了防止大臣專權，大權旁落，但結果卻造成了太監專權，而且專權得非常離譜，比大臣專權還要糟上一萬倍。

因此，現在的重大事故問責制，大有完善的必要。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問責制之憂（2）

首先，不僅應該有行政系統垂直的問責，更應該有同級人大的平行問責。在理論上，地方官員都是人大選舉出來的，理應由人大出面問責。只是目前人大制度還沒有真正起作用，更多地起一個儀式作用，事實上，只要人大制度被啟用，賦予這個制度憲法上應有的權力，人大代表切實負起責任來，這種問責就會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由於人大代表是當地人，對當地的建設，包括安全建設的關切度要高得多，會鼓勵官員向這方面努力，而官員要想隱瞞事故，在當地人眾目睽睽之下，也要難得多，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此，這種問責，可以有效地防止官員隱瞞，促使他們向加強安全方面努力。

其次，事故的行政問責，應該事實求是，把責任細化、科學化，該是誰就是誰，該負責多少，就懲罰多少，不能胡桃杏子一起數，只要出了事，就全體按倒。有些重大事故，死亡人數可能差不多，但性質完全不一樣，比如歌廳因為消防設施不達標，消防通道阻塞，失火導致大量人命傷亡，跟礦難同樣的人命傷亡，根本就不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有些行業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屬於高危行業，儘管可以透過加強管理，加大安全投入減少事故，但完全杜絕事故，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樣是礦難，原因各有不同，失職失責者有之，屬於天災者亦有之。因此，事故的問責，應該有所區分，把責任算到細處，有多少算多少，不能粗枝大葉，籠而統之。更不能因為民意群情激憤，需要有人負責，就擴大處罰的尺度。這樣，才能做到讓受責者口服心服，真正達到遏制重大事故的效果。

其三，應該為媒體監督大開方便之門。現在的確出現過一些假媒體藉機敲詐，以及某些不良媒體藉機牟利的問題，但是，畢竟作偽的官員真正害怕的還是讓事件見光，如果媒體監督的渠道暢通，不僅官員的正向努力會得到鼓勵，不良媒體的行為也會受到遏制。媒體監督，實際上就是一種社會監督，這種監督，無論制度設計多麼嚴密，都是必須存在的。

自古以來的中國製度建設，都喜歡就事論事，因事設制，為了特定目的，眼前救急打補丁，不大注意這些補丁跟整體制度的協調。就問責制度而言，必然涉及中國現存的幹部制度，不對這個制度做整體性的修正，僅僅著眼於應急，最大的可能，往往會救了眼前而損害了其他部分。

18世紀末，英國人馬戛爾尼率使團來華，要跟中國建立平等經商關係，結果因為無論如何接受不了中國朝廷的三跪九叩之禮，灰頭土臉地回去了。

當年劉邦做亭長的時候，偷雞摸狗無所不為，做漢王的時候一邊洗腳一邊就見客了，但是，做了皇帝得有排場，排場離不開禮儀，馬上找人制禮，群臣上朝，打扮齊整，什麼時候趨，什麼時候立，什麼時候下跪，什麼時候叩首，井井有條，一步邁錯，帽子掉了，都要被拉下去治罪。劉邦得意地說，今日方知皇帝之貴。

排場，就是一種有形的精神享受。自秦漢以降，朝代可以變更，但儀式排場卻始終如一。但凡是個官兒，出行虎頭牌一對對排開，八抬大轎，鳴鑼開道，前呼後擁；皇帝出來就更了不得，滷薄儀仗加上護衛，得排上幾里地，連馬桶和虎子都得帶上。在家裡開會上朝，大宴群臣，品級山上，文武兩列，下來擺酒，邊跪拜邊飲酒，聲勢浩大，整齊劃一，講究的就是儀式場面。

為什麼儒家偏受獨尊？在很大程度上，因為只有儒家會講究禮儀，能給皇帝和百官設計出排場講究來。

沒有富貴的人們，也未必不喜歡排場，平時不講究，那是沒有條件。婚喪嫁娶，攢了一輩子的錢，一天的禮儀排場就都花出去了。一旦農民發了家，排場講得比從前的東家還厲害，太平天國幾個農民忽然做了天王東王什麼的，出門的儀仗，從城東門可以排到西門，講究細緻得大家都背不下來。即使沒錢搞排場的時候，站在邊上看皇帝或者官老爺抖威風，也未必都是滿心的怨恨，項羽當年說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矣，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野心沒有這麼大的人，心中豔羨者，恐怕也不少，會覺得當官就得這樣。

老百姓心目中最好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