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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不足，待兼併有力之人而後全具者甚眾，如何可遽奪其田以賦貧民？此其勢固不可行；縱可行，亦未為利”。蘇轍等人代表豪強地主的利益攻擊王安石為“小丈夫”，說他“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這完全是惡意誹謗。
抑制兼併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使富戶破產，而是要減少他們的不合理收入即壟斷利益，使貧民不過於受害，從而達到天下皆利的目的。行青苗法是為了抑制富戶的高利貸，以利息較低的國家貸款取而代之，減少剝削，方便貧民。設市易司是為了穩定物價，抑制富商大賈的壟斷，防止他們欺行霸市，保證小商小販和消費者的利益，其本意並不是為了與商賈爭利，更不是以國家壟斷取代富商壟斷，至於實際執行中是否出現了問題，茲不備述。均輸法的實施同樣是為了保障供應，減少浪費，同時限制富商大賈的非分之利。
上述法令實施後，基本上達到了抑制兼併的目的，由於這是透過經濟手段和平地實現的，即便豪強富商及其代理人心中不滿，也沒有直接對抗和作亂的理由，這比採用政治和暴力手段強行平分土地的阻力小得多，對社會也是有利無害。而對於這一切，王安石早就已胸有成竹。他早年作過一首名為《寓言》的詩：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種孰不給，傾粟助之生。
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併。
富國之道（4）
其中已經具備了以貸款等經濟手段挫抑兼併的思想。王安石當政後頒佈的與經濟有關的法令幾乎都包含著抑制兼併的意圖，募役法也包含了平均負擔、不使中等戶獨受役法之害的意思，其中也讓原來出力的下等民戶減半出錢，並無單獨對付豪強的用意。
但是，新法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並沒有完全按照王安石早年的意圖進行。譬如青苗法，除了借貸給窮人外，還強迫富人也借貸，這樣就違背了自願借貸的原則，顯然是不太合理的。這樣做不僅有違“賑貧乏”之意，也使守舊派找到了反對此法的理由，激化了社會矛盾，擴大了變法的反對勢力，這顯然是得不償失的。這一做法究竟是出自神宗，還是王安石，難於知悉，依照上詩，王安石推行借貸的目的是為了“賑貧乏，挫兼併”，防止豪強大戶的高利貸盤剝，這種借貸是面向需要借貸的貧民的，並非專門針對大戶強行取息。雖然規定“召民情願請領”，“不願請者，不得抑配”，但又規定“結保請領青苗錢，每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這兩項規定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必須結保領錢，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強迫三等以上大戶做保頭領錢的情況，因此“不得抑配”也就變成了一番空言。這些措施顯然是需要改進的，只要略加調整，就可以減少矛盾，避免衝突。
王安石主張以開源為主、節流為輔，強調透過發展經濟來滿足需求，並不主張一味減少開支或者要求人們節慾。正是這一觀點使王安石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人，也使他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守舊派對經濟一竅不通，卻自以為是，不肯接受王安石的理財之道。司馬光對王安石“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觀點根本弄不明白，他以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這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觀點，一是認為財物完全是天地所生，忽視了人的勞動能夠創造新的財富；二是認為財物是一個常數，不會增加，不懂得世間還有擴大再生產。因此，他認為所謂理財就是聚斂，就是搜刮民財。
王安石則主張“天下財富依天下之力而生”，是可以不斷增加、不斷發展的，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常數。理財就是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財富。為了強調開源、強調發展生產，王安石對盲目的節用表示反對，正是這一點使人們對他產生了誤解。
司馬光之輩既然不懂還有開源一說，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就只有節儉一法了。節儉當然是美德，也是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之一，然而如果只會節儉，一味強調節儉，就勢必會減少必不可少的開支，雖然能解一時之急，卻會造成更大的隱患。而且，過於抑制需求對發展生產也是不利的，現代經濟已經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宋朝的前幾位皇帝除真宗外，都是比較節儉的，然而單純講節儉卻不是解決財政困難的根本途徑，而且只有皇帝節儉，大臣、貴族都奢費無度，也是毫無意義的，仁宗朝的事實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正是由於王安石反對單純節儉，守舊派及後人多以為他反對節儉，甚至主張皇帝可以奢華，以天下之財自奉。此事不辯自明，王安石一生儉樸，怎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