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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奮發有為、以經世濟民為己任的人，王安石也不可能一味推崇無思無為。司馬光曾經以王安石喜歡老子來批評他不能行老子之志、推行無為而治之道，非要弄得天下騷動、搞什麼變法。保守派也大講今不如古，還是祖宗成法最好，只要保守不改就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則對這一說法嗤之以鼻，他在《彼狂》一詩中指出：
上古杳默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
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犧畫法作後程，
漁蟲獵獸寬群爭，勢不得已當經營，
非以示世為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
誇賢尚功列恥榮，蠱偽日巧雕元精，
至言一出眾皆驚，上智閉匿不敢成，
因時就俗救刖黥，惜哉彼狂以文鳴。
強取色樂要聾盲，震盪沉濁終無清。
詼詭徒亂聖人氓，豈若泯默死蠢耕。
在這首詩中，王安石表達了自己的社會歷史觀。他認為，上古社會人與鳥獸相隨而行，人類還未完全從自然界獨立出來，這一時期的人類與鳥獸尚無根本的差異，處在矇昧之中，不能說勝過後世。由於人類繁衍過快，生產力的進步趕不上人口的膨脹，導致萬物不給，因而產生了爭奪和暴力衝突。這個時候聖人伏羲出現了，他制訂法令來約束眾人，併發明漁網、製造工具，發展了漁業與捕獵業，漁蟲獵獸，使得人類的生存得到了保證，但也打破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伏羲這麼做是迫不得已的，只是為了人類的生存，並非以此炫耀自己的聰明。伏羲對事物進行分門別類，各立其名，並誇賢尚功，分別榮恥，使人們積極進取、建功立業，並且守道德、明廉恥，從而形成了完整的人類社會，使人從自然界中獨立出來。儘管這本身是一種進步，卻也有副作用，使得詐偽日生、元氣日凋，人類距離先天的淳樸越來越遠，為物慾所蔽，因而智慧閉匿，一聞至言真理便驚慌失措，不明其意。上智大賢本來不期有成，只是為了因時救俗，出民於水火之中，使之免刖黥之刑。而那些不明歷史發展的規律、頑固堅持今不如古之謬說的狂人卻大放厥詞、擾亂人心，文其奸言，肆其詭說，這種人以無為好古自居，卻又不能行古之道，不甘心老於耕織、默然一生，如此異論惑世，何如老死蠢耕、不問世事？
行乎中道（2）
這首詩是有感而發的，王安石肯定禮樂文明的合理性，堅決反對歷史倒退論，指出上古矇昧時期並不可貴，聖人制禮作樂、建立文明社會的歷史功勳不容抹殺。文明本身就是一種歷史進步，離群索居、猿居鶴處，與鳥獸為伍，是一種歷史倒退，不值得欣賞，也說不上高潔。積極入世，有所作為，推動社會進步，不是什麼罪過，是為了因時之弊、救世之衰，既非自示聰明，又非期有成功。出世未必有德、入世未必有過，這是王安石對當時流行的重古輕今、推崇出世而貶低入世的流俗之言的回答。
王安石諷刺那些流俗之輩惑於物欲，“至言一出眾皆驚”，根本聽不進去真理，並且嘵嘵好辯，散佈流言，蠱惑百姓，試圖將水攪渾，好從中取利。其中“震盪沉濁終無清”等句有強烈的針對性，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有“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云云，王安石則反唇相譏，指出震盪沉濁、唯恐天下不亂的是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他們流言惑眾，擾亂民心，試圖以此阻止變法，甚至一改儒家衛道士的嘴臉，將佛老也抬出來用於反對新法，鼓吹無為安靜，而在新法推行時自己卻又不肯安靜、不願無為，而是竭盡全力阻撓新法，千方百計為其製造障礙。
王安石早年為了力救時弊，倡言有為，頗有矯枉過正之嫌。他的本意並不是為了排斥佛老、反對隱逸，只是反對藉此為碌碌無為、一無所成辯護的流俗之輩，但有些議論有些偏激，容易為人誤會，因而後來他也做了自我批評。他有《杭州修廣師法喜堂》一詩：
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
師心以此不掛物，一堂收身自有餘。
堂陰置石雙嵽嵲，石腳立竹青扶疏。
一來已覺肝膽豁，況乃宴坐窮朝晡。
憶初救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
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
始知進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賢愚。
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
據曾鞏《元豐類稿》之《寶月大師塔銘》，修廣字叔微，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