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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於拜相之日卻寫下“霜筠雪竹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的詩句，可見他在廟堂不忘山林，心中並無富貴騰達的喜悅，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卸下肩上的擔子，過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這種想法完全是發自內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後來魏泰提起此事時連他自己都感到吃驚，繼而微笑，因為這正是他平生的志願，也不以為怪。
王安石在《次韻酬朱昌叔五首》中表達了對官場生涯的厭惡和對隱居生活的嚮往，他認為名譽事功皆不足為累，世事官身都充滿危險，故而發出“已知軒冕真吾累”的感慨，放言“樂世閒身豈易求，巖居川觀更何憂？”表明他樂得巖居野處，登山觀水，要做一個瀟灑自在的閒人。他還說“拙於人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強調自己是謀道的君子，做官不是為了專門謀取俸祿，只是由於拙於人合，無法與流俗同流合汙，只能與天地合德、與大化同流了。
王安石深知富貴與禍患相伴，貪戀者必受其害。他有《食黍行》一詩：
周公兄弟相殺戮，李斯父子夷三族。
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
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
謂言黍熟同一炊，欻見隴上黃離離。
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他以周公、李斯這兩個富貴至極的人為例，說明富貴不足依戀。然而貧賤同樣使人難以為情，無法使兄弟父子常相守。為了衣食南北奔走的人哪能經常守在親人的身邊呢？本待黍熟同食，親人卻在黍黃之時離去，從此每次食黍都令人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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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自在（3）
對於自由生活的嚮往使王安石始終不樂富貴，他屢屢力辭相位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沒有最後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會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來，離開相位、迴歸鄉野會帶來巨大的失落感，但對王安石來說卻是得其所哉，這是那些依戀榮華富貴的人所無法想象的。
王安石出入自在，行藏自如，表現了一種人所難及的境界和風骨，這種精神在他兩次力辭相位中得以充分體現。
王安石於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中旬首次罷相。對於他此次去職的原因，前人論之已多，但未必盡是。據《長編》卷二五一，從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冬至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氣久旱，雨雪不至，神宗為此憂心忡忡，減食損膳，避居正殿，以表自責。而守舊派的翰林學士韓維以為這不過是例行公事，不足以應天變，要求神宗痛切自責，廣求直言，並藉機指責新法。韓維的用心極為明白，就是認為天變為新法而顯，要求神宗順天應人，廢除新法。在韓維這樣的守舊派眼中，推行新法有害無利，即使是熙河大捷這樣難得的功績，也被描述成“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簡直一無是處。對於韓維的惡意攻擊，神宗應當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非但不予痛責，反而接納了韓維的建議，並令其草詔，罪己納言。
這份詔書是對王安石和變法派的沉重打擊，神宗表面上是下詔自責，實則是對變法派的嚴厲批評。所謂“朕涉道日淺，晻於政治，政失厥中，以幹陰陽之和”，這不都是身為宰相的王安石的責任嗎？又言“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這幾乎是對新政的全面否定，聽納失理，獄訟非情，賦斂無度，奸私壅蔽，忠直不聞，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肯定的呢？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神宗下這麼大的決心，對自己及新法幾乎要全面否定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天災嗎？鄧廣銘先生的解釋是神宗一則是惑於天人感應，二則是有意“異論相攪”，這種解釋當然是有所依據的，不過未必切中要害。這場旱災表面上很厲害，但並未造成嚴重後果，因為此前“累年豐稔”，糧食儲備足夠用了，不會導致大的饑荒。一場不大的天災不足以成為理由，但卻足以成為藉口。這表明讓王安石去職確是神宗之意，無論有沒有韓維的挑撥都是一樣。
那麼神宗為什麼有意讓王安石離職呢？其真實原因並非是因為天示災異、人情未順，政治經濟也並不像韓維所擬的詔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