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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那樣一團糟，恰恰相反，當時正是變法革新的黃金時代，是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之時。
首先，由於王安石的一再堅持，王韶在招撫西蕃的過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朝廷拓地數千裡，達到了“斷西夏右臂”的戰略目標，這是宋王朝在軍事上的重大成功，也是在對外戰事中所獲得的唯一值得驕傲的大捷。
其次，由於實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理財方案，國家財政狀況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收入大幅度提高。據《宋史》卷三二八安燾傳，安燾指出“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畢仲遊、李常等元祐官員也都指出當時州縣錢財充足，不僅足夠時需，還可供以後數十年之用。參見《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78頁等。
再次，經過數年的努力，改革派逐步佔據上風，保守派的勢頭被壓了下去，政治上已經出現了邪不壓正的局面。
為什麼在變法取得了一定成就、局勢一片大好之時，神宗會做出這種匪夷所思的決定呢？其實道理並不複雜，神宗當時並不是真的以為自己“涉道日淺，晻於政治”，而是認為自己已經成熟了，稱得上是“涉道已深，熟知政治”了，因而不希望再當言聽計從的附庸之君，想直接走向前臺，名正言順地做變法的第一號領袖了。
劉安世《元城語錄》在論及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時稱：
出入自在（4）
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引自《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41頁。
在變法之初，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變法的實際領袖是王安石。當時神宗與王安石雖然有君臣之分，然而二人關係非同一般，有如朋友，不得以普通的君臣視之。年齡上，一長一幼，相差近三十歲；能力上，一強一弱，無論是學識、思想還是經驗、能力，都相去甚遠；性格上，一剛一柔，王安石秉性堅剛，百折不撓，神宗則相對柔弱，常猶豫不決。因此除了所謂君臣之分，在其他方面王安石都處於強勢地位，而年輕的神宗自知事事須依賴王安石，不肯經常拿這一點來壓制他，因而只能是服弱。然而神宗雖然稱不上是一代英主，卻也並非庸弱之輩，他對自己的這種地位是不滿意的，只不過迫於時勢，暫時隱忍而已，一旦他覺得羽毛已豐，便要毅然“正君臣之分”了。
正如鄧廣銘先生所說，神宗的這一意圖並非遲至元豐之初才顯露出來，也不是二次罷相時才有所表現，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時就已初現端倪了。
變法的初步成功、王韶所取得的軍事上的勝利，使得神宗覺得時機已經到了，該是他“自奮英斷”的時候了。因此這次罷相完全是神宗一手導演出來的。所謂天災不過是藉口，天人感應也變成了神宗的工具，他未必真的相信什麼天人感應，至少這一次不完全是，即便那些應詔上書的守舊派大臣同樣是上當受騙的角色，他們只不過充當了逼王安石下臺的一枚棋子，因為此時的神宗根本無意廢除新法。從後來的事實可以看出，神宗在王安石離職之後，仍然大力推行新法，為此他對呂惠卿一再容讓，對反對變法的馮京等則予以貶斥。
神宗種種作為，目的只有一個，即逼王安石下臺。然而此時的神宗心中確實是充滿矛盾的，他一方面深知王安石之賢能，另一方面又深嫉王安石之賢能，河湟之役的大勝使得他不得不解下玉帶賞賜，如果按照王安石的謀劃，再取西夏之後又拿什麼賞賜呢？即便王安石毫無野心，不會爭功，外人傳言也只會把功勞都記在王安石一人身上，這是神宗斷然不能容忍的。然而離開王安石能不能成功，神宗又確實沒有這個把握和自信，因此他的策略是用其能而弱其勢，先挫其銳，折服他，然後再用。總之，神宗並非真的不想用王安石，而是想先完成角色轉換，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再讓王安石服服帖帖地為己所用。
神宗的這套伎倆瞞得了天下後世，卻瞞不過政治經驗豐富的王安石，而此時他別無選擇，只能依命退位。王安石主動請辭，主要是向神宗表明自己不貪祿位的心跡，可以說急流勇退。神宗起初還想予其師傅之職，留京以備顧問，然而王安石不願戀棧，想徹底隱退，回到遠離京城的江寧。可以說，王安石的這次告退是下了很大決心的，因為此時變法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進則成功在望，退則舉步維艱。依照他原來的戰略構想，取河湟之後當乘勢繼取西夏，西夏一平，宋與契丹的力量對比就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強弱立改，契丹可能不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