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王安石

第13部分 (第3/4頁)

表現出了雙方立場的差異。文彥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神宗針鋒相對：“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便，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這段對話十分有趣。神宗明白指出變法的目的就是針對士大夫階層而不是針對下層百姓，文彥博則也直言不諱地告誡神宗，皇帝只能與士大夫合作，而不能代表百姓。

在抑制兼併方面神宗與王安石一致，但在方式、方法及步驟上則有所差別。神宗似乎急於求治，或者說急於改變朝廷窮困的局面，因而主張對兼併戶堅決打擊、趕快征斂。王安石則老成持重，他知道這個階層勢力很大，如果過於侵犯其利益，改革的阻力就會非常大，因而主張採取比較和緩的方式，只能漸加限制，不可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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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恨千古（2）

如免役法，神宗對官戶減半優待的做法不滿，“疑官戶取助役錢少”，王安石則耐心勸告，以為“度時之宜，只可如此”，這樣阻力較小，能使變法順利進行，這幫人不是有權，就是有錢，一旦紛紛上告，恐怕皇帝本人也不能不動搖。若皇上果能熟見利害，明示賞罰，使豪滑吏民不敢不服，到那時再加大制裁、兼併的力度，多救濟貧弱，就不會有太大困難了。

這場變法事實上是變法派與神宗的結盟，儘管變法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層的利益，然而正如文彥博所言，由於百姓在專制制度下並無發言權，因而變法派的權力基礎事實上就只有皇帝，變法的成敗得失也就只能繫於神宗一人。

王安石對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在最初就一再試探神宗，看他變法的決心究竟有多大，當他認為神宗的態度比較堅決時，就毅然接受了領導變法的重任。

專制社會皇權當然至上，然而文彥博的話也是一針見血，皇帝無法真的脫離自己的階級基礎，他不可能與百姓合作，因為他不是民選的“總統”，真正決定皇族命運的還是士大夫階層，專制制度註定他只能與這一階層合作。

由於王安石過於相信皇權至上，以為只要有皇帝的支援，就可以無事不辦，聖君賢相就足以決定國家的命運，因此對於變法可能遇到的困難估計不足，往往將變法遇到的挫折歸因於神宗態度不夠堅定，對神宗的困難也缺乏理解。

由於變法觸及了佔社會統治地位計程車大夫階層，包括變法派本身也是這個階層的組成部分，因而這場內部革命動力不足，其失敗是早晚的事。這也是時代註定的悲劇，王安石和神宗再開明，也不可能讓百姓參政議政、走上政治舞臺。

由於依賴皇權，王安石只好鼓吹王權至上，只能為君主專制大造輿論，強調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這又無異於飲鴆止渴，雖解一時之急，卻留下了極大的副作用，既不符合他濟貧弱、抑兼併（皇帝才是最大的兼併者）的初衷，也不合乎他嚮往原始民主、主張君臣互為賓主的思想。

由於一方面依賴皇權，一方面又擔心士大夫階層的反抗與牴觸，就註定了變法只能是借雞生蛋，是想在專制制度內部孕育出一個公平、自由、富有生機與效率的新制度。在不觸動舊體制的前提下創造出新體制，其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變法既不能觸動皇權，又不能改變士大夫的特權地位，這就註定了改革只能在經濟領域進行，而無法真正深入到政治領域。誠然，王安石也不是不想在政治上改革，但他只能做一些小打小敲的改良。如改革科舉，興辦學校，使得下層士人有了更多的機會，為國家，也為變法派培養了不少人才和後備力量。如改革晉升制度，稍微改變了過去那種按部就班、無災無難到公卿的舊制，對於中下層官吏確有才能者不次擢用、破格提拔，以才德政績之優劣予以升降，不再單看年資。如主張高薪養廉，給過去從不發俸祿的胥吏發薪，使之不再專靠貪汙為生，設想逐步打破士人與胥吏之間的界限，使幹練有才的胥吏同樣有升為大臣的機會，提高胥吏的社會地位。同時給中下層官員增發薪俸，使之得以養廉。這些措施無疑都對澄清吏治有利，也提高了官府的行政效率。

然而，這些改革並沒有觸動專制制度本身，也沒能改變等級體制。上層官僚富豪只是在經濟利益上受到了一點損失，其政治權力和特權地位並未受到動搖。而且，王安石是打著加強王權的旗號來限制士大夫階層的某些特權的，這也是他們不敢公然反對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是神宗支援變法的條件和前提，因而改革的結果只是將上層享有的某些特權和經濟利益收歸中央，而不是轉移給下層。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