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紀的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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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個社會上層而言，反對派的聲音就成了“公論”，因而保守派對王安石無視這一“公論”表示憤慨並不奇怪。對於保守派來說，他們無法想象像王安石這樣的“階級異己分子”為什麼會背叛本階級，置本階級的利益和呼聲於不顧，因而只能以“不近人情”、“執拗”等言辭來形容他。其實王安石比他們想得更遠，他考慮的是國家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為此暫時犧牲一點上層階級的利益、讓貧困至極的下層百姓稍得一點好處在他看來是完全應當的。從全域性的角度來考慮，從人數更多的下層百姓的利益來考慮，保守派的所謂“公論”就名不副實了，既不公正，也不代表主流和多數。保守派之所以根本不這麼認為，是由他們狹隘的階級立場決定的，因為在保守派的心目中，下層百姓根本就不值得尊重，他們的意見完全沒有必要聽取，是真正的“流俗之言”。由於社會下層沒有發言權，缺乏代言人，他們的聲音就無法反映到上面，因而代表少數的“異論”卻成了“公論”，只有王安石這樣目光遠大、個性剛強、體恤下情的大政治家才會不為所動，以力戰流俗為己任，雖然未獲最終的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氣還是不可抹殺的。

從王安石不畏艱險、不懼困難、不怕壓力，“必欲力戰天下之人（流俗之輩），與之一決勝負”所表現出來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中，可以看到他堅強的個性、堅定的信念和無比的人格魅力，這也是永遠值得後人效法和敬仰的。

遺恨千古（1）

王安石變法，其指導思想是正確的，目標是明確的，法令措施是可行的，推行步驟也比較適當，效果也很明顯，但由於種種原因，還是避免不了最終失敗的命運，令人扼腕嘆息。

總結其最終失敗的原因，探討其變法的得失，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變法派的政治基礎比較薄弱，無法形成一股強大而持久的政治力量，這恐怕是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

比較普遍的觀點是，王安石是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代表，這未免帶有過去階級分析的痕跡。其實如果按階級成分來說，王安石“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算是標準的貧下中農，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徹底的工薪階層，以薄俸養家餬口。儘管王安石經常為社會中下層說話，但也不能說他就是中下層的代表，他其實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和每個階層的合法、合理、長久的利益。

當時的情況是整個社會貧富懸殊，或者說是兩頭小、中間大，即朝廷與下層百姓掌握的財富份額不大，都是收不抵支，而上層官僚與地主豪商則相對過富，他們收入較高，承擔的責任卻很少，因而盈餘較多。而且他們的收入大多帶有不合法的成分。上層官僚俸祿並不高，其收入大半來自貪汙受賄或兼營他業，總之大都是憑藉特權得來的；大地主與豪商要麼與官僚一身二任，要麼與官府相互勾結，其收入中靠正當經營獲得的部分不多，靠剝削、侵吞、逃稅等不正當手段得來的收入佔去大半。這部分人收入高，又有特權，該承受的負擔又大都轉移到下層身上，因而支出相對較少，是整個社會最富裕的階層，也是最為保守、最缺乏進取心、最害怕改革的一個階層。

面對國家積貧積弱、社會負擔嚴重不均的現狀，王安石採取的是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是注重效率，依靠發展生產來增加社會財富，使整個社會都受益；二是注重公平，抑制兼併，限制壟斷，減少上層特權階級的不合理利益。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不注重公平，不限制特權階層的非法利益，就無法調動下層百姓勞動生產的積極性，也無法籌備發展生產需要的資金，同時也不能給中下層官吏增發俸祿，不能澄清吏治、減少貪汙；不努力發展生產，使財富總量大幅度增加，就只能糾纏在分配上，加劇上下之間的矛盾，而下層只能是受害者，得到較小的一塊蛋糕，無法得到真正的公平，一旦矛盾徹底激化，就可能爆發社會###，貧富上下都會遭殃，誰也得不到公平，而最倒黴的其實還是窮人。因此從長久來看，變法對國家有利，就是對所有的社會階層都有利，富豪階層也不例外，而他們事實上還是最根本的獲利者。

改革肯定會暫時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對於可能會遭遇到特權階層的反對，王安石和神宗都是有心理準備的，但特權階層的反抗如此激烈，如此不顧大局，則是變法派始料未及的。

神宗在變法方面有時甚至比王安石還要激進，他很清楚變法的目的就是改變負擔不均的現狀，增加朝廷收入，而下層負擔已經很重，且貧寒已極，沒什麼油水可颳了，因此目標只能是對準上層富戶。在神宗與文彥博的對話中，明確